大舅
大舅如果活着今年也有岁了。我的姥姥生于年，与鲁迅先生同庚，今年冥诞岁。那时的人生育早，大舅活着还不得有那么大吗。
大舅身材高大，器宇轩昂。他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嘴里经常叼着一根长柄旱烟袋。烟锅是黄铜的，脖子上镂刻着盘丝纹；烟杆是磨得发亮的粟色木杆，杆上还安着一个白绿相间的玉嘴子。烟口袋上连着一个红铜烟锅钩子和一个黄铜磕烟钵子。我小时候常拿他的烟锅子玩，他跟我说，你别看这个烟锅子不算起眼，但这个玉嘴子可值钱了。看到没？这嘴子里有翠，绿色的就是，这个烟嘴子给我一头牛都不换。我当然不相信，心里说:大舅净吹牛，就这么个小烟嘴子，我拿一只鸡也不换你的。
大舅可惜做了一辈子农民。但因为两个闺女嫁的好，长子也早早就跳出了农门，所以一辈子没咋受过重苦。凡地里需要出大汗的营生，他都不干。早年雇人、合作化后，年底工分不足时交钱补足。
大闺女爱花嫁给了一位空军，上世纪五十年代就随夫去了福州军区，林彪事件后表姐夫被清退复原，此事另有专文细述，这里就不说了。
二闺女闰花，年初中毕业就跑到包头就业了。老公是位东北人，当时在包头市工业局工作。由于他分管人事，年大跃进，包头工业大规模上马，这位姐夫没少把老家的表哥们弄到包头吃商品粮。后来精简，其他人大多又回乡了，但我的表哥们都沾姐夫的光，一个也没走。
闰花姐是个孝顺闺女，每月十元二十元按时给大舅寄钱。村里人一听见电驴子响，就知道一准是包头的钱到了。村里人有个马高镫短的时候都会想到大舅，多了没有，三元五元不是问题。大舅喜欢吃月饼，经常去村供销社买月饼，大舅举着月饼从供销社出来，把那些儿女都在村里的人羡慕的唉声叹气。
大舅每次去包头眊闺女，没住几天就跑回来了。说闰花家用的是细瓷小碗，一小碗饭也就两口，连吃三碗就不好意思再盛了，因此吃不饱。还说人家用的炒锅，就像得胜堡的大钵碗。真要放开肚子，不够他一个人吃。
大舅喜欢喝酒，但喝不多。他经常傍晚经常去供销社打酒，到了那里，营业员给他一只小黑碗，打上二两散装白干，再买一块糖，就着糖块几口喝下去，捂着嘴就走。路上遇见熟人给他打招呼，也不回应，只是摆摆另一只手——他怕酒气跑了。
大舅的长子“六十七”，在包头印刷厂当搬运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用排子车把半成品从这个车间拉到那个车间。家贫出贵子，表哥的孩子们后来都很出息，最小的闺女还嫁了个厂长，这位厂长还给表哥表嫂买了楼房。
大舅的前妻我没见过，估计病故了。他的一儿两女都是前妻生养的。后来的大妗妗身材高大，模样俊秀，可惜未给他留下一男半女。长子六十七的前妻估计也是病故了，因为那时村里人没有离婚的习俗。六十七的前妻仅给他留下一个女儿，乳名玲玲，与我同岁。玲玲是个美女，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齿白唇红、秀气可人。六十七妻子去世后，女儿无人照看，他的继母、我的新任大妗妗就接过了此项任务。
大妗妗喜欢这个孙女，如获至宝，视如己出。年，玲玲的大姑父，即闰花女婿将她安排至包头棉纺织厂整理车间工作。后来玲玲的婚姻大姑又大包大揽，嫁给包头市公交公司的一位大巴司机为妻。此事就此打住不提。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大舅每年都从堡子湾坐火车去包头眊他的儿子和闺女。来时因为带的东西多，在呼市下不了车，但回程时总要在呼市停留几天，来眊眊我们。每次来，母亲都要大肆招待，好吃好喝。待大舅走后，肉票、油票都用得精光，我们几个月都过着清淡的日子，缓不过劲儿来。
大舅每次回村后都宣传我们家饮食的丰盛，他咋能知道，他走后我们的清苦生活呢？
大舅每次来都说，他带给闰花的韭菜花非常好吃，并说，如果我们也喜欢吃，让我去包头的闰花家去取。我对此有点腹诽：你从闰花家来时带一瓶不就得了，我咋好意思去取呢？
二舅
二舅从小就送人了，送给堡子湾的一家亲戚。那家亲戚刘姓，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人不得全，瓜不得圆，老地主两口子一辈子没有生育。眼看已进入不惑之年，膝下无子，泼天大的家业无人继承。每天唉声叹气，忧心忡忡。姥爷“穷汉儿多”，于是他们跑过来商议，想把二舅过继给他们继承家业。
二舅被领过去时，已经有七八岁了。待他成年，养父母给他娶过媳妇不久就双双去世了。二舅从小好逸恶劳，每天提笼架鸟，一点正事也不做。后来他又和镇里的一些泼皮鬼混，养成了抽洋烟的恶习。坐吃山也空，没几年家产便被他踢跶的干干净净。后来因为欠人家赌债，他把老婆也卖了。
听说人家从他家迎娶媳妇那天，他有点不放心，竟然跟了过来。一进大门，人家一家人正忙着操办喜事，都各自忙碌着，也没人理他。走进正房，只见他媳妇上身穿一件红花儿夹袄，下身穿一条绿裤子，头上梳着两条辫子，打扮得油光水滑、齐齐整整。媳妇一见他，唰地把脸扭到一边。炕上整理铺盖的女人见有陌生人进来，问他，你干甚了？二舅说:“我是她以前的男人，过来看看。”一个女人立马变脸道:“这是喜房，你快滚出去哇。”二舅赖着没走，硬等的吃了人家的一顿油糕才离去。
及至土改，二舅已属赤贫。后来姥姥听说他既没吃的也没烧的，一个人濒临绝境。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又把他收留回了自己身边。毕竟得胜堡还有那么多兄弟姊妹，一人一把米也饿不死他。后来姥姥家生活渐有起色，又给二舅成了家。在姥爷的管束下，二舅每天也跟着其他兄弟下地动弹。干多干少无所谓，只要务正业就行。
因为二舅回来时已经成年，所以我的五个舅舅里就他一个人的成分属于贫农。贫农在当时是被人高看一眼的。
二舅这人说不上坏，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懒。懒到什么程度？当时的农村最大的两件事就是吃米烧柴。因为队里秋天分的秸秆不够烧，每年秋后必须上山打柴。可是二舅从来不干这活儿。他不干，老婆孩子也不干。有一次下雪天没柴烧，他竟让孩子上房拔房草。
大舅看不下去，老数算他，可他却把大哥当做仇人一般，从此不相往来。二舅第二个毛病是好色，经常从家里偷上米面，送给对门院寡妇。有天他要把家里仅存的几斤白面送给那个女人，二妗妗发现后拼命阻拦，他就把白面扬了一地。第三就是他喜欢耍无赖。他家欠队里的“三角债”，从五几年回乡开始一直欠到七十年代，后来联产承包时全部免除。然而对于联产承包，他却百分之百地不乐意。分家那天，他站在生产队的院子里破口大骂，说贫下中农又要遭二茬罪了。
那年春播，家家户户都忙得不亦乐乎，可二舅一家却毫无动静。村支书去他家了解情况。他说种地没有种子。村支书说没种子村里补助你，你现在就去取哇。二舅懒得去取，村支书实在没法儿，只好背着种子亲自给他送去，这才连哄带劝把地种上。夏锄到了，家家户户忙着铲地，可二舅家还是没有一点动静。听说书记要下乡检查，村支书又跑去动员二舅铲地。二舅碍于情面，只好一个人懒洋洋地去了。听说那天公社书记前来检查，检查到二舅的地时，草比苗高，一锄没动。公社书记非常生气，扭头就走。不过后来上边提出扶贫，二舅上了公社的名单。
二妗妗去世早，二舅每天还得一个人做饭吃。二舅的脾气非常暴躁。一天晌午，他自己包荞面饺饺，荞面发硬，口子咋也捏不严，刚捏住不一会儿又挣开了。二舅气得不行，用擀面杖把包好的饺子一气捣得稀烂。其实荞面饺子是蒸着吃的，口严不严并没多大关系。
一次，二舅拉风箱做饭。加炭以后，用炭铲铲关灶门。灶门是铸铁的，关了一回没有关住，“吱扭”一声开了；又关了一次又开了，二舅心中不由得邪气淤积；当第三次灶门又自动打开时，二舅火冒三丈，用力把灶门从灶口揪了下来，按在地上用捣炭锤子砸了个稀巴烂。
还有一次，他的风箱鞴杆子断了，做饭时趴在灶火眼前用嘴吹火，冷不防锅溢了，米汤灌了他一耳朵眼，其疼痛可想而知。他登时被激怒了，捡了块顽石把铁锅砸了个稀巴烂。等冷静下来，他便进了城。晚上熬粥前他从丰镇回来了，肩上背了个风箱，风箱上扣了一口大铁锅。这一趟徒步往返40里。他腿脚有疾，每天早上先要在炕上揉半天脚才能下地，这40里的确够他走的。
二舅有俩闺女，一个叫大翠，一个叫二翠。大翠年跟上老公去包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那时大舅二女婿在包头工业局搞劳动调配，人家给办的，年大精简时也没回来。二翠嫁在当地，一辈子没出村。
二舅就一个儿，名字叫先成。先成性格憨厚，不喜欢念书。二舅也不管，任其发展。先成在公社里算好劳力，干活从来不投机取巧。文革时，因为舅舅家出身不好，先成在村里感到非常压抑。堡子湾他爹搅黄那家自土改就是贫农，那里的亲戚说，快回这头来哇！回来你就是贫下中农了。于是先成义无返顾地奔刘家去了。
最近才听说，先成哥有三个儿，只有大儿二儿娶过媳妇了。因为现在村里女人少，二儿娶了个哑巴。三儿一直在太原打工，因为没钱，四十多了还是单身。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三舅
三舅是鳏夫，三妗妗去世早，三舅因贫困，至死没有续弦。
“四清”运动那年秋天。一天近午，三妗妗正在得胜大队的碾房里给大队食堂压糕面。那天，公社书记来大队检查工作，书记爱吃油糕，队长热忱招待。三妗妗会蒸糕，队长指名道姓地把她唤来帮忙。那天一早，三妗妗正在推碾子压糕面时，突然感觉到下身有羊水喷出，于是慌慌张张地扔下手里的笤帚，向不远处的家里跑去。几个年轻媳妇在后边喊：“你做甚圪呀？”三妗妗答：“上毛司。”
三妗妗夹着两条腿赶回家，慌忙把一抱麦秸铺在灶镬跟前，褪下湿漉漉的裤子，蹲在麦秸上，一用力，孩子和胞衣便一涌而出。孩子“哇哇”大哭，三妗妗随手抓起一把生锈的剪子，铰断脐带，在肚脐处打了一个结。然后抱到炕上，用一块破布裹好；自己则找条旧裤子换上，裤裆里塞了一叠草纸；又把胞衣埋在院子里的树下，才急急地向碾房奔去。三妗妗不去不行，不去一上午的工分就泡汤了。
等她压完糕面回来。孩子嗓子都哭哑了，两个脚后跟因为在席子上乱蹬，磨得血淋淋的。
三妗妗当天晚上便高热寒战，昏迷谵妄。医院，三天后，死于产褥热。孩子命大，竟然安然无恙。三舅中年丧妻，悲痛欲绝，只好买来一只奶羊，用羊奶来喂养幼子。他上工时，孩子由二闺女照料，下地回来还要自己做饭。拖儿带女，又当爹又当娘苦不堪言。
三舅三女三男，大闺女早逝，幼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年，因为孩子多，粮食不够吃，三舅饿急了拔草吃。中毒后头大如斗，眼皮肿得睁不开。后来从队里预支了两三块钱，下大同抓了几付草药，才慢慢痊愈。
那时去中药铺抓药也要介绍信，那天三舅走的着急忘了开了，药铺营业员说死说活不给抓。三舅胃里难受，趴在柜台上哇哇得吐，全是绿水。药铺革委会主任对营业员说，麻求烦的，快开给他算了，吐得恶心的。
文革初期，队里给每个社员发一本《毛主席语录》。发到三舅时，三舅说：“我一个受苦人，没文化，也看不懂，要它没用。”生产队的红卫兵说三舅恶毒攻击“毛主席语录没用”，称自己为“受苦人”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反动透顶”。于是在得胜堡内批斗了他好几天，他被打得鼻青脸肿，腰腿疼得不能站立。后来人家又要把他拉到外村游斗，一些老人们说：“三娃子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话。他的话不是恶意的，你们快放过他算了！”由于众人纷纷求告，他们才把三舅放过。
三舅是生产队里有名的老实人，性格憨厚，不善言谈。干活下死力气，从来不会偷奸取巧，聪明人都认为他傻。我常思谋，如果所有的农民都像三舅那样，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说不定真能实现呢！
三舅的大闺女润莲，解放初期死于肺结核。那时虽然链霉素、雷米封都已经问世了，但大多是进口的，需要现大洋，农村人没有钱看不起病。
三舅的长子“七十五”本来已参加了工作，跳出了农门，在铁路上扳道岔。一天夜里，他竟然在扳道房里睡着了，于是火车出轨，他被开除公职。
听说，在决定开除以前，大同铁路局机务段曾经派人去得胜堡外调，征求一下贫下中农的意见。谁成想，没有一个人给添好话，都说，我们贫下中农每天还受的灰溜溜的，哪能让地富子弟好活，快把他闹回来哇！
七十五的妹妹，我的表姐桂莲后来对我说：“得胜堡的人真万恶呢，见不得别人比他们强。”
七十五被开除公职后回到堡里，因为孩子多，生活捉襟见肘。一天他捡了一些糖菜叶子打算拿回家熬着吃，被生产队的护青员抓获，扭送到大队用绳子五花大绑后在全村游斗。何为“五花大绑”？“五花大绑”就是‘上三道，下两道’,先披上双肩再捆双臂和手的绑法。简单说就是先用麻绳勒过受绑者的脖子在背后交叉或打结,然后在双上臂绑两道下臂绑一道，共五道，再捆住双手。具体的说,这种绑法正规的应该是先将麻绳对折后打一个绳套，搭在后脖颈上，把绳子从腋下分别穿过，捆住两臂两手后，再把绳头向上穿过绳套，把双手尽量上提在上部打上结，这样的方法一是手指够不着绳结无法自解，二是双手无法下坠，绳子不容易松。七十五被绳子困得紧，疼得直骂，队里的基干民兵用烟头烫他的嘴。那一绳子捆的，胳膊脱臼，三个月都抬不起来。胳膊上留下的绳印子两个月后才消散。
后来有人介绍他去兴荣区小窑煤给矿主背炭。那时，刚刚“改开”，那个矿主不知从谁手里盘过来的矿，一点规模也没有，一点资本也不投。采煤还是民国时的方式，完全是镐刨人背。下窑时头戴一顶毡帽，在铁丝做的帽箍上挂一盏油灯。背上有一长方形的“垫背”，用牛皮绳背上一个荆条篓子。一个人每次可背一百多斤炭，每天可背一千斤左右，每工作五天歇窑一天，结算工钱一次。
煤窑不生产面煤，只生产大块炭，开采时剩下的煤面就留在坑下。那个煤窑是从九月秋收后到第二年二月春播前这段时间内开张，农忙时大家又回来去种地。
这种背炭人的生活，我小时候曾去煤窑上看过，井筒都是斜坡式的，凿有好多台阶，背炭的人称“窑黑子”。他们浑身是黑，从坑下上来时只能看见亮亮的眼睛和白白的牙齿，谁也看不清是谁，他们摘下油灯用那铁挂勾在脸上刮，汗水便刷刷地落在了地上。
那时，得胜堡有个名叫柱旦的十六七岁的盲人，也下窑背炭，而且一趟也不拉。与大伙不同的是他头上没挂油灯，手里多了一根手杖，胳膊肘和膝盖上都有伤疤。他那深陷着的两眼旁也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人们说他十分孝顺，背炭的钱全交给他妈，自己一分钱也不舍得花。
七十五家那时真叫穷，他家里除了水瓮和锅碗外几乎没有摆设。炕上几块破席子满炕跑，全家人没有一床被子。他到了晚上把背炭的“垫背”往炕沿上一放，头枕在上面就睡下了。炕烧得挺热，因为他不缺炭。每天背最后一趟时，窑主允许他往自己家里捎一块炭，所以煤窑“下班”称“捎窑”。
七十五没干多长时间，就生病了。开始时天天晚上睡不着，盗汗、尿失禁。此后不久便得了肺结核，不能说他的肺痨与苦重没有关系。他儿女一大堆，没钱看，一直拖着。直到晚期，他才由孩子领着去城里的各个亲戚家募捐，但所得不多。后来又来到我们家，那时，他的病正值开放期，肺部全成了蜂窝孔洞了。剧烈咳嗽不已，病菌随处飞扬。父亲深知病情的严重，吓得要命，但又不好意思撵表哥出门。
此后不久，我的妻子就被他染上了肺结核。夜间盗汗、低烧、咳嗽不已。幸亏治疗及时，我天天用自医院注射链霉素、雷米封，又找人给她买羊奶喝，三个月后复查时病灶已钙化。
七十五终于死于肺结核，那时如果他能有元钱，疾病就能治愈。但得胜堡一个工分才几分钱，元钱对他来说犹如天文数字。
年，我在包头电力修造厂当技术员时，三舅还来过我家。那天中午我给他焖大米饭吃，三舅说，这是他第二次吃“白米饭”了。解放前国军南军抗日路过得胜堡时，曾用大米和他们换高粱喂马，他才平生第一次吃上大米。
国民党的军队还抗日？他们进村不就是抢掠吗？咋还会平等交易呢？我有点不信。三舅说，南军对老乡可好了，也帮乡亲们挑水、扫院子。
三舅后来也死于肺结核。
四舅
五个舅舅中四舅是最手巧的一个人。他没念过书，仅凭观察及帮人家打下手就学会了石匠、瓦匠、油匠；后来又学会了木匠，农闲时常给起屋造房的人家攛忙。我常常想，其实有许多天才被埋没了，如果他们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一定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
文革时，四舅曾在堡子湾公社砖瓦厂做工，没工钱，大队给记工分。一天，同他一起干活的蒋为生没有来，四舅便问：“今天老蒋咋就没有来？”当天晚上便遭到残酷斗争与毒打，说他盼望着蒋介石归来。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认就被狠狠地整，说是坦白从宽，若违心地认了，就是真凭实据，整得更凶。
四舅有两个儿、一个闺女，大儿高发小名大锁曾在北京军区当过炮兵。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曾给贫困饥饿的爹娘寄过三十块钱，爹娘说连三分三文也没见到。那时公社的邮递员都把信件、汇款款单集中送到大队部，收件人能不能收到，只有鬼知道。四舅当即就要去大队部追问汇款的下落，被四妗妗阻拦，四妗妗说就当没这事，别做找不回钱招来祸害的傻事。
四舅哪肯吃哑巴亏，大摇大摆地去大队部追问。四妗妗的担忧果然成真，钱没找回，祸害却脚跟脚地追来了。
四舅在大队干部面前高声粗嗓梗脖子撸衣袖，严重冒犯了得胜堡的“堡主”。人家已把大锁探亲时喷的话添油加醋写了封检举信，盖上公章，寄给他所在部队，大锁很快脱下军装复员回乡。
大锁复员后，因为成分不好，直到三十多岁才娶过媳妇。大锁的媳妇长的非常漂亮，可以说是花容月貌。听说本来和大同机车厂的一个后生订了婚，结果婚期将近，竟然提前诞下一子。机车厂的后生死不认账，家人拷问，才知道是公社书记种下的孽种。缘由是她去公社参加农业学大寨学习班，被色胆包天的公社书记强行占有了。
后来，媒婆给大锁说合。大锁出身不好，家里又没钱，家中思前想后，反复推敲，终于形成了共识：熟地好种、熟女通世故懂人情，于是认了这门亲。不过娃娃没带过来，养下就送人了。
二儿高才小名二锁，在大同念高中时，学业非常优秀，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学霸”。只因出身不好，高考报名登记表上学校签署的意见是“该生不宜录取”，于是只好背起行李卷回乡务农。
听二锁说，他在大同一中念高中时，欠了学校一笔伙食费，学校给他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叫他拿回公社盖公章，公社副书记王有才接到表，恶狠狠地瞪了他两眼，在表上写上“地富子女，决不解决！”还痛骂了他一顿。
文革时，得胜大队部新建了一座厕所。一天，他上完厕所起身后，捡起一块石灰，在门上书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他刚走，有人又上厕所，看到这几个字，马上到革委会举报，立刻把他抓了起来，罪名是：“把毛主席写在了最肮脏的地方！”二锁因为这件事被批斗了很长时间。
还有一次，二锁曾试图用木板做一架照相机（只是做成了一个匣子，根本就没有中间的零件），被人告发后，大队收缴了去。在斗争会上，大队书记说：“高才做了一架反动的照相机，要偷拍河堤给台湾寄去，让美国飞机来轰炸我们贫下中农用血汗砌的河堤，幸好被我们收缴了。”二锁因为不认罪，没少受皮肉之苦。
二锁媳妇的面相与嫂嫂天差地别，不仅身材矮小、面色萎黄、头发稀疏、两眼无神，要命的是生下就有点豁唇。本来一落生，她爹就想扔进尿盆里溺毙，无奈婆婆笃信基督，认为孩子是上帝的礼物，坚决阻止，才得以活命。
改革开放后，二锁先是在煤矿当工人，后来又去矿区小学教了书。听人说还当过几天校长，但媳妇始终不离左右。二锁是个有良心的男人。
五舅
解放初期，五舅曾被人冤枉，原因是解放前得胜堡的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被人杀害了，解放后追查时抓住了一个人，这个人因刑讯逼供，把五舅咬了出来。后来，各种刑罚都用尽了，包括跪玻璃渣子、吊在房梁上打，冬天光膀子跪在雪地里，五舅仍然死不肯承认。村里派人去做大舅的工作，大舅于是去劝说五舅：“五子，你就认了哇，你死了，你的妻儿老小我们替你搭照！”
五舅啐了大舅一口说：“放屁！我没做过的事咋能应承？要认你去认哇！”
五舅说，得胜堡整人通常是罚跪。若是仅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村干部，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使其膝如刀刺。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夹棍”的酷刑。
有时是吊打。农村的土房，房架前后两个柱子之间的大横梁叫柁，这柁便成了吊打人的设施。通常是用两根绳分别捆起被批斗者的手腕，把绳子从横木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揪着，用力一拉，被整者便双脚悬空。有时则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木上，令被吊者痛不欲生。
五舅说，得胜堡还有一种吊法叫“坐飞机”，农村的“坐飞机”，比城里的更加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柁木，捆脚的绳从一根屋梁上穿过来，行刑者喝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五舅还给我详细叙述过乡间捆人的方法：先用一根麻绳，从犯人下巴底下往后拉紧，在后颈窝下面交叉，再从犯人两手肩下二寸的“耗子肉”那地方开始，从手肘上一圈转一圈螺旋形地往下捆，每一圈都勒进肉里，勒得梆紧，一直捆到两边的手腕子上，再把两只手向背心上一提，拇指朝上，手背靠拢，把两个手腕捆紧，在背心的绳子上打一个节拴死。犯人在被这样捆了以后，两手捆得像粽子，两臂骨关节和受压的肌肉血管神经火辣辣地痛得钻心，身子站不直，只能驼背似地站着，脸上发青，额头上直冒汗。
五舅的骨头真硬，无论何种酷刑他都能熬过来。直到后来真凶落网，才被放了出来，为此事他一直对大舅耿耿于怀。
五舅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年我回得胜堡时，曾和他下大同卖过笤帚。笤帚是五舅自己扎的，利用个人的手艺换点钱补贴家用，那时对农民管控不严，对资本主义的尾巴也睁半眼合半眼。
五舅还是个非常勤劳的人。每次来呼市，总要到处捡破烂，在他的眼里没有废物。记得他把人家扔出的烂脸盆捡回来，把底子剪去，上面钉块铁纱就成了一个筛子，可以用来筛燎炭；人家扔出来的破桶，他也要剪开，打成簸箕；公家扔出来的旧轮胎，他也要捡回来，说是可以拿回去做鞋底子。鞋帮直接绱在轮胎底子上，比纳出来的鞋底子结实多了。
一天，邻居的大婶告诉母亲：“高大姐，你哥在体育场的马路边上睡着了，你快去看看哇！”母亲慌忙赶去找他，五舅背靠着一棵大树睡得正香，衣裳上滚蘸的都是土。母亲把他推醒，五舅有点不好意思，说他晚上没睡好，走到这里本来想坐一坐，没成想睡着了。
曾经骡马成群的五舅，被彻底改造成无产阶级了。不过，我从未听到过他抱怨共产党。改革开放后，他对政府感激涕零，一口一个“邓老汉好”。
五舅的心里一直有一桩很懊悔的事，就是刚解放那年没听父亲劝告，进城寻一件营生。那时的户籍制度松得很，进城哪怕蹬三轮、收破烂也行。一个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作都能混个科长当当，自己虽说没多少文化，也不愁寻口饭吃。
其实蹬三轮的事儿，当年父亲真的和他核计过：花上几十块现洋买上一辆簇新的车，没事往车站、医院、旅店门前一停，阳婆一晒、二郎腿一翘，只等客人来雇车。那时蹬三轮的不多，也没有固定价格，要多少钱全凭自己的一张嘴。虽说后来蹬三轮的也公私合了营，但胶皮饭碗更结实了呀。
至于妗妗，父亲也给想过了，就是进了城也闲不住。糊火柴盒、剥云母片也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生计。那时的东西又便宜，鸡蛋一毛钱三个、豆腐五分钱一斤，还愁过不了日子？
然而任凭父亲说得舌干唇燥，五舅不是说怕认不得路，就是说怕城里人欺生。其实说穿了他还是舍不得扔下那几间破土房，那十几亩薄田。
难怪表姐一提起来就骂他是墙旮旯的耗子——看不远，害的她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和土坷垃打交道。表妹也挖苦他说：我爹只要看不见房上的烟囱就会哭！
后来表姐表妹们的婚姻生活都很恓惶，为了一点财礼钱，都嫁得老远。有一次五舅和四舅说起人家的女儿都在眼前，好照应时，四舅抢白说：“谁让你把女儿都卖了！怨谁？”
五舅竟然无言可答。
六舅
从小就送人了，音讯全无。
韩丽明扫一扫下载订阅号助手，用手机发文章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