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范式、基本硬核与世界视野

——论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三重意义(-)

季春芳，佘君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效卓著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从历史维度来看，它开创了新中国治国理政的科学范式，逐渐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从“统治”到“治理”的突破与转变；从时代维度来看，它奠定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硬核，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原则框架；从世界维度来看，它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还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前进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世界多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年第3期，因排版删除了全部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毛泽东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研究”（18CKS）；

作者简介：季春芳,安徽无为人，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佘君安徽无为人，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新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治国理政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艰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于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革命建设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为开创新中国治国理政的科学范式、奠定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硬核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当前，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治国理政成效卓著的时期为视角，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意义，总结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阶段性成果，十分必要。

一、开创了新中国治国理政的科学范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新范式。虽从当今眼光来看，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还存在着有待发展与完善的方面，但较之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管理国家的模式，这一新的治国理政范式无疑是科学的。新中国成立后，两千多年的“人治”逐渐走向了“法治”，传统意识下的“统治”逐渐走向了“治理”。这种治国理政范式的转换，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体现了时代变迁的内在逻辑。

（一）从“人治”到“法治”

“人治”，指的是依靠统治者个人权威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在“人治”社会，统治者依靠自上而下的单向线状控权模式，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成员进行等级森严的统治，其特征是权力的一元化。在中国，“人治”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即主张为政在人，倡导“惟仁者宜在高位”，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希望通过圣贤之人高能的国家治理，消除社会上存在的残暴、杀戮，从而最终实现大治。而就在同时，反对“人治”的法家思想亦开始萌芽，到秦朝时，已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抨击“人治”思想的种种弊端，提出“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主张以封建制法来治理国家社稷，并言“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权衡了以“法”治国的利弊，肯定了其对国家社会的长远益处。然而，西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法家思想遭到排斥，“人治”思想得到进一步宣扬。虽然封建社会也有相关立法，但总体而言，封建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还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封建统治者的个人权威亦高于法律权威。“人治”思想高度强调个人意志的绝对作用，因此，以“人治”为主的中国封建王朝的治国理政，通常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不利于集体智慧的发挥，不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人治”治国理政范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历史阶段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弊端。由于缺乏平等权利集团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制约，“人治”极易滋生专制和独裁。由于个人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有限性、个人利益和主观立场的局限性、个人情商和人格心理的差异性等原因，“人治”也极易导致国家层面的决策失误。加之统治者的易位和朝代的更迭，“人治”还极易造成国家治理的思想理念、行动实践的断层，正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风云变幻、斗转星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封建社会走到清朝时，已难掩颓势。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给中国的“法治”带来一线希望，但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重创也使其最终沦为一纸空文。中国人民仍然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里。

“法治”，指的是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治国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在“法治”社会，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实施和有力贯彻。在经历两千多年的“人治”社会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给中国的治国理政带来了扑面的春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成为新中国依法治国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破旧立新、“土改”、“镇反”等各项事业的开展，毛泽东领导中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等重要法律条文，为新中国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在国民经济较好恢复的基础上，基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决定制定宪法，并为宪法的起草做出了大量艰辛细致的工作。对于宪法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对于宪法的作用，毛泽东强调：“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至年底，国家总计颁布的法律法规就有多件。在立足新中国成立初期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上，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给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中，严厉要求：“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治。”毛泽东对于“法”的高度重视，使得“法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扭转了旧中国的“人治”思想，为后来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出现过法律虚无主义，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二）从“统治”到“治理”

自夏朝建制国家以来，古代中国的治国理政一直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统治”方式，专制权力是“统治”得以实行的政治原因。在人类对科技认知水平较为有限的时代，各朝各代君主在武力镇压的基础上，冠以“奉天承运”的名号，利用人们对“天命”的敬畏和服从，囿民众于权威中，借以实现其“治”的目的。尤其是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央集权制，使得政权的上下级之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毛泽东在论及国人所受封建束缚时，首先就谴责了集权社会“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致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对民众的统治压迫。土地制度是维系“统治”的经济原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统治阶级掌握了统治区域内的全部土地。秦朝末年之前的井田制和之后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都是通过经济控制实现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占据历史舞台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得统治阶级能够仰仗土地占有权，形成普通民众对其严苛的人身依附。毛泽东在深入分析农村阶级时，曾这样定义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这些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突出反映了旧中国强制性的“统治”范式。封建思想是巩固“统治”的思想原因。每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者为实现其国治邦安的目的，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渗透，渐进推行有利于其统治的精神产品。无论是先秦诸子百家，抑或是汉代经学、程朱理学，都为“统治”型治国理政范式提供了理论说明和文化支撑。所谓的“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千万年不灭”等思想，“那（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这些长期传承的思想文化、习俗惯例，无不为中国的专制社会提供了卫护。

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思想。从“统治”到“治理”这一治国理政范式的转变，既体现出了时代变迁的逻辑使然，也反映出了治理思维的历史嬗变。较之旧中国“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权利运行方式，新中国则以多元互动的治国理政方式，开启了从“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历史起点。自下而上的权利运行方式是新中国走向“治理”的重要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当家作主的主人。国家权利的来源是人民，“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人民，“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年《宪法》更以国家最高法的形式肯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至高性和广泛性，“这种至高性和广泛性，正体现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也决定了全国人大应当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则从协商、自治的层面，体现出了“治理”过程中寻求共识的价值理性，与旧中国通过强制性的“统治”形成的短暂平衡有着本质不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权利运行方式的有机结合是新中国走向“治理”的内在要求。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同时，还要适当实行“专政”，确保“治理”的有效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快速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确保人民的革命成果，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中央集权与分区管理的方式，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新中国地方各级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改变了旧中国分裂混乱的局面，实现了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人民革命果实，为经济恢复和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灵活结合的方式，既发挥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又克服了国家权力涣散离析的局限性，优化了旧中国治国理政的传统方式，开创了新的时代条件下治国理政的崭新范式，是历史发展的重大进步。

二、奠定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硬核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治国理政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开辟了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新纪元。历史的车轮行进至今日，虽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所内蕴的精髓却从未发生过动摇。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基本硬核，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基础上的重要发展。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治国理政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旧中国长期的封建体制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夹缝中生存的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不良，无法承担起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做出的共同选择。准确把握天下大势的毛泽东，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始终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难困顿的条件下，意志坚定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根基，也为“两个一百年”奋斗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必由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代领导人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国家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就要沿着我们确定的道路不断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这个特殊历史方位，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才能“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治国理政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千百年来，倍受统治阶级压迫的劳动人民，深受各种赋税徭役的层层盘剥。寻求新的政治地位，翻身成为国家主人，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并以“人民民主专政”这样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国体，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并要求我党“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否则，“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毛泽东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坚持，为此后治国理政中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国家始终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人民的权利，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铿锵有力地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治国理政要坚持党的领导。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无论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抑或是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都没有能够彻底挽救中华民族于风雨飘摇之中。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从此，中国革命便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党的历史上，放弃党对“大革命”以及长征初期的领导权，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曾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稳定政局、恢复经济、发展文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励精图治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承担起了治国理政领导核心这一历史重任，改变了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境地，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这一伟大的飞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习近平再次强调：“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

治国理政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风雨如晦的乱世，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早在年夏天，毛泽东就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毛泽东对国家命运和革命斗争有了新的认识。在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各项建设事业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尚存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毛泽东通过多种途径，肃清了非马克思主义对于新中国的思想腐蚀，确保了治国理政的正确方向。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体系，翻译出版了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通过文学、戏剧、电影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中国化。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始终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治国理政的具体过程中，毛泽东还将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都为后来中国的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遵循。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当中，习近平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并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三、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

在风云变幻的19世纪中期，新中国的成立，大大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而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则无疑塑造了一个崭新的东方大国。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还维护了世界和平，推进了世界发展，对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对全球多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维护了世界的和平

自年鸦片战争至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历经百余年战乱的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珍惜和平。毛泽东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持久和平的向往，客观考虑了新中国恢复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不遗余力地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基调，彰显了中国治国理政中的世界担当。20世纪50年代，针对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破坏世界和平的侵略行径，新中国在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毅然做出“抗美援朝”的伟大决定，抽调了大批军力，动用了大批物资，最终，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巩固了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为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定，共同抵制强权大国的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中国政府顶住各种压力，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终得到了大会认可，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承认和接受，对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和平方向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内蕴着对人类和平的终极关怀，其强调的“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体现了中国对于世界和平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治国理政经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地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他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是紧密相关的，世界和平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而中国发展以及其逐渐发挥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无疑也是世界和平的重要表现和内在需求。

（二）推进了世界的发展

中国领土广袤，人口众多。作为世界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发展直接关乎全人类的发展。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一穷二白的艰难起点上，承担起了新中国治国理政的重任，为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做出了艰辛努力。新中国为世界的物质生产立下了功劳。经过“一化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发展迅速。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分析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年至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人均为34%），这比日本在相应的工业化启动时期，即年至年的每10年经济增长率43%（人均28%）还要高得多。他写道：“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家之一的姿态出现了。”经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社等重要运动，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据统计，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万吨，年粮食总产量为.5万吨，比新中国成立时增长了72%。虽然反右扩大化后中国曾出现“共产风”现象，但正如邓小平所言：“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在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虽没有最终解决温饱问题，但中国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口，无疑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为世界的文明发展贡献了力量。新中国人口众多，但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人口约为5.5亿，但有近80%的文盲，这大大影响了世界人口的平均素质，成为了世界文明发展传播中的不利因素。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新中国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他要求结合农业合作化、生产建设等具体工作大力发展新中国教育，并“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到年，全国建成小学54.73所，初中0.89所，高中0.21所，高等学校所，各阶段在校生分别为.3万人、.7万人、90.43万人和44.1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1.7%，大大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推进了世界人口的素质提升，为中国建设和世界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此外，新中国还推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建构了新的科学研究体系和管理体制，对促进世界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为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提供重要参考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国理政，新中国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这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旧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印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它对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对全球多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对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多种理论阐释，但对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治理，却没有做出详细的论述。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新中国具体实际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避免了社会的过度动荡，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同时，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毛泽东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铸就了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理政的不朽篇章——《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对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提出新的思考，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因此，“毛泽东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对全球多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新中国成立初期治国理政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仍为世界所惊叹，而在经历曲折之后最终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的巨大发展，也与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奠定的基础紧密相关。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曾言，“可以说，像毛泽东这样一个统治人类四分之一人口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伟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并指出毛泽东“为中国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对中国当前发展和世界历史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则指出：“对于20世纪中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主要功绩在于统一了中国。这个国家的幅员和多样性与整个欧洲相当，但常常缺乏政治上的统一。在20年代，中国变的如此衰败和混乱，像一盘散沙，如孙中山哀叹的——以致许多中外人士本能地认为，不可能把中国合而为一了。”罗斯?特里尔通过对比分散割裂的旧中国和经过毛泽东治理后统一强大的新中国，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斐然作用。目前，美国、英国、印度等世界多国已积极开展了对毛泽东的深度研究，其治国理政思想也已成为多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参考。毛泽东是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世界的。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指引下，毛泽东纵览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静观世界进程的风云际变，在历经沧海横流的革命风雨后，对新中国的治国理政进行了艰辛探索，开创了新中国治国理政的科学范式，奠定了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硬核，更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新的时代条件下，全面总结毛泽东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深入阐释毛泽东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意义，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全球治理现代化的有益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