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摘要：“东洋史”研究是日本的东方学中起步最早、影响最大的学科,大体形成了三种东洋史模式:一是桑原骘藏的“民族盛衰-邦国兴旺”模式,宗旨是将改朝换代为主要内容的国别史转换为民族、邦国关系史,奠定了东洋史的基本架构;二是白鸟库吉的“南北对抗-东西交涉”模式,把东洋史视为北方野蛮民族与南方文明民族的互相对抗而又互相消磨的历史,日本因处在这种对抗之外而保持了特殊性,而日本与其它民族的关系则属于文化交流性质的“东西交涉”;三是宫崎市定的“西起东至-终点文明”模式,认为东洋文明起源于西亚,经过印度、中国而最终到达最东端的日本并集其大成。上述三种史观都带有明显的日本国家主义属性,需要站在中国“东方学”的立场上,加以批判性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东方学;日本的东方学;东洋史研究;东洋史观;

作者简介：王向远,男,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14ZDB)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20世纪上半期整体崛起的日本“东洋史学”，研究东方(亚洲)史特别是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亚洲各民族关系史，是日本的东方学(时称“东洋学”)的一种重要分支，也是“中国史”(时称“支那史”)研究的自然扩展和延伸，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东方学家，如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高楠顺次郎、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滨田耕作、石田幹之助、鸟山喜一、羽田亨、宫崎市定等，他们的著述都有一定的文献学或思想史的价值，有一些在问世后不久就被译成中文出版发行，如藤田丰八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史从考》《西域研究》、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唐宋贸易港研究》、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康居粟特考》、宫崎市定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文明和文明主义的社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下)等，都对中国的东方学界有相当的刺激和启发，对此学术史上已有公正客观的肯定与评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日本的“东洋学”总体上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时代的产物，既是个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国家主义的属性，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亚洲经略”的“国策”色彩。其中，桑原骘藏、白鸟库吉、宫崎市定三位最重要的东洋史学家的研究，形成了东洋史的“模式”，其“模式”包括了研究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历史描述的横向与纵向、研究对象的点线面及其相互关系等，亦即东洋史的基本方法与构架。因而，对三位东洋史学家的“模式”加以剖析，可以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日本东洋史学的国家主义属性有更清晰的了解。

一、桑原骘藏“民族盛衰-邦国兴旺”模式

桑原骘藏(-)的“东洋史”的学术观念与思想来自他的前辈学者那珂通世(-)。年，那珂通世、三宅米吉等博士最早建议在中学开设“东洋史”的课程。宫本正贯最早写出了东洋史教科书，接着是藤田丰八博士写出了《中等教育东洋史》。然后是市村瓒次郎将此前出版的《支那史要》(上下，年)改写缩减为《东洋史要》(上下)予以出版。接着，年，桑原骘藏推出了中等学校的教学用书《中等东洋史》(次年上海东文学社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译名《东洋史要》，王国维为译本作序)。可以说是日本最早形成了具有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的东洋史著作，影响甚大。《中等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为重心的，但是既然叫做“东洋史”，就不仅仅是研究中国，而是超出中国的范围，而延伸到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亚洲其他国家。从这一点上看，《中等东洋史》乃至日本的所有东洋史都是中国史研究的自然延伸和扩大，而东洋史的这种出发点与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桑原骘藏来奠定的。在他的《中等东洋史》出版五年后的年，那珂通世受文部省委托编写并出版的另一部教科书《东洋小史》，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历史分期上，在论述的范围上，都与《中等东洋史》有相同和相似之处，后来这也成为东洋史教科书及读物的一般通例。

冠于《中等东洋史》卷首的是那珂通世所写的序言《中等东洋史叙》，那珂通世这样说:“东洋诸国，尤其如皇国、支那、印度，在人类社会发达史上具有高度的文化，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我们皇国位于东洋的东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与东洋各国的关系都最为密切，国民应该具备关于东洋历史的盛衰沿革的明晰知识，故而在普通中学的历史学科中，在国史、西洋史之间，再加上东洋史。”1同样的理解，也反映在桑原骘藏卷首“总论”中对“东洋史”所下的定义:“所谓东洋史，主要是阐明东方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一般历史，与西洋史并立，构成了世界史的一半。”2

这样的“东洋史-西洋史”的区分，以及东洋史加西洋史就是“世界史”的观点，直接承继了那珂通世的看法，也是当时日本史学界的共同看法。后来日本学者桑田六郎又解释说:“东洋历史以支那为中心，叙说东洋诸国治乱兴废之大势。而此前的支那历史仅以历代兴亡为主，不叙说人种的盛衰消长。在东洋历史中，不仅要讲述东洋诸国的兴亡，还要涉及支那种、突厥种、女真种、蒙古种等的盛衰消长。”3也就是说，“支那史”即中国史往往以中国历朝交替沿革为主线，而东洋史却是以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为主线，这是“东洋史”区别于作为国别史的“支那史”的关键之所在，也是东洋史的根本特征。

揭示亚洲的“民族盛衰、邦国兴亡”的历史，是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撰述的基本宗旨。若对“民族盛衰、邦国兴亡”论再加以简化，那就是“民族、邦国”史;换言之，“东洋史”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而国家是民族的政治形态，故而归根到底是“民族”(及其原初形态“种族”)的历史，是民族关系史，即以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经纬的历史。在这里，国别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