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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学：《第3课宋明理学》备课资料

周明学《第2课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备课资料

周明学《第1课“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备课资料

《第4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备课资料

九江市一中周明学

课程标准：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如取消宰相制度，相权与君权合一；思想控制也空前强化，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如八股取士，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文体严格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确保宋明理学继续保持独尊地位，同时大兴文字狱。

但明朝中后期，宋明理学日益僵化，无事不以道德说事，根本不研究经济、社会、学问等实际问题，造成了政风、学风、士风的空疏（空疏：空洞浅薄，没有实在的内容），造成了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弊端日益显露，纪晓岚说：“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点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引起一些清醒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感和反思。特别是明亡以后，更是引起了汉族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他们有人甚至认为明亡于理学，对宋明理学有批判，也有继承，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思想领域一度十分活跃。

明代空疏学风形成过程中，阳明心学起到了鼓动人心的作用，然背后的根源则是明代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反专制与反对理学空谈误国构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的思想主线。

何谓“思想领域一度十分活跃”？宋明理学僵化和明清科举考试不能发挥个人见解，清初不久又大兴文字狱，在乾嘉时代形成了考据之学，这些因素都导致思想界比较沉闷。而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民群体不断壮大，思想界逐渐活跃；明清易代，明朝遗民反思明亡之原因，儒学内部对陆王心学“理在心中”和程朱理学“理在心外”的利弊存在争论，且都到儒家的原始经典中寻找立论的根据，提倡实证研究，求知于经验材料，拒绝、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此二者使思想领域一度十分活跃。“一度”表明时间不太长，大约在明中后期到清初，更准确地说，在明清易代之际。

当时“思想领域一度十分活跃”的思想指向是什么？反空疏，求务实。务实：注重现实，讲究实际，实事求是，崇尚实干，用清初思想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用当下时髦的话就是：摸实情，想实招，办实事，讲实用，求实效。

对“明清之际活跃的思想”的名称，20世纪以来，学术界主要有这样几种概括：①反理学思潮；②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因与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有某些相似性，反专制、反理学，欧洲有的，中国也应该有，不比人家差，此等考虑，故名；③经世致用思潮，学以致用，以实用为宗；④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⑤实学思潮。这些概括都能反映明清思潮的一些特点，并且这些概念之间多有相互沟通之处，但究竟哪种提法更为合适，则学者见仁见智，颇有异同。授课之时，以“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为主线，其余皆可贯通其间。

故本课题目可为“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一、背景

1、政治上：

（1）君主专制表现出明显的腐朽性

如取消宰相制度；特务统治；明朝宦官专权；明朝“廷杖”，在朝廷上行杖打人，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明代则实施得最著名；清初军机大臣跪受笔录，军机大臣跪在皇帝面前，用笔记录皇帝的旨意，然后传达给中央各部、地方执行。

（2）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

（3）明清易代，民族矛盾尖锐

2、经济上：

农业：一年多熟制普遍；风力水车。

手工业：明朝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清初有发展。

商业：出现商业史上的第三次飞跃性发展，商贸大城市和工商业市镇的大量涌现；大量农副产品进入商品市场，农产品、手工产品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区域间长途贩运贸易发展较快；白银成为主要流通的货币；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

经济政策：实效“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

市民工商业者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的许多要求与宋明理学的价值观有冲突。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五常上升天理，禁欲主义和等级观念严重。

如政治上，要求与经济地位相应的政治地位，如东林党人提倡自由讲学、自由结社，直接参与政治革新。

思想上，追末逐利成为风气，对金钱、享受的追求成为风气，弃儒经商者比比皆是；市民文学发达（小说）；要求等价交换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如王阳明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平等观念（工商业者地位提高）。

明末冯梦龙所著话本小说《警世通言》四十九卷《旌阳宫铁树镇妖》一篇中记有“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士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

市民价值观：肯定人的价值，宣扬人性解放；追求金钱、财富和物质享受等。

市民思维方式：唯利是图、唯实是求。

明朝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变化。傅衣凌先生在他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书中多次讨论社会风气，他指出，“象这种社会风气从俭而奢的记载，封建上下秩序的颠倒，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五、六世纪以后南北各地所普遍存在的”。

明朝中后期社会风气由淳朴转为奢靡（指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与美国年代进入消费主义时代（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以为消费是美德）相似。

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

关于“奢靡”评价：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

但当时的市民阶层远未形成为一个新阶级——资产阶级。

一般认为，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可视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

3、文化上：

（1）理学、心学空谈伦理道德，不切实际，不近情理

（2）八股取士束缚读书人的思想

（3）古典科技的发展、西方自然科学相继传入中国

古典科技：页39—40，徐光启《农政全书》、李时珍《本草纲目》等。

西方自然科学：明朝后期到清初（新航路开辟后；西欧宗教改革后），西学东渐，欧洲文化第一次打规模传入中国，天文、数学、地理等方面著作介绍到中国。

人们开始用科学的态度、方法来观察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二、明朝后期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先驱——李贽：

1、生平：

李贽（年—年），本姓林，后易姓李，号卓吾，福建泉州人。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狂人”“怪杰”，明代的“李敖”，自称“异端”。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子注：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古代儒家称其他学说、学派为异端。

李贽是陆王心学思想流派中的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此派代表名人还有汤显祖、徐光启。

李贽思想“离经叛道”，是明朝第一“思想犯”。约万历二十八年(年)，万历皇帝在逮捕令上作出了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令下诏狱治罪。他的著作不论出版与否，一概查抄烧毁，凡收藏、保留者，严惩不贷！”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结果自杀。

叛逆（在思维形式上属于“求异思维”）性格的主观原因：

（1）出身航海经商世家

泉州是明朝一大港口，其家几代出海经商。海洋环境养成自立、自信性格。

（2）伊斯兰教文化背景

祖上航海西洋，皈依回教。两点影响：好洁心理；反对偶像崇拜。但他本人不是回教徒。

（3）经历多难

为官二十多年，家庭变故多。幼年丧母；30岁长子去世；34岁父亲去世；37岁祖父、次子相继去世；40岁两个女儿相继饿死，他做官仅有两个特点：一、傲慢；二、清贫。为官清贫和那年泉州大旱，二女遂饿死。打击至大。

2、著作：

《焚书》：以为必遭焚之命运，因为不合正统口味。

《藏书》：藏之名山，传之后代。叙述内容起自春秋，下至宋元，记述并评价了千百年间八百多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为什么可能“遭焚”？为什么“藏之名山”？以自己的标准，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是以僵死的道德教条作为判别人物高下的尺度，而是以事功大小来对人物品评定位。

如宣扬男女平等，称赞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自由恋爱，称赞武则天是杰出的女政治家（男女平等）。

如颂扬改革：肯定商鞅、韩非子、秦始皇、李斯、张居正等。

如非儒：贬议董仲舒、朱熹。

如肯定叛逆者：如宋江。

如肯定历仕数姓：对历仕数姓的“不倒翁”冯道大加赞许。

但把唐末起义军首领黄巢仍列入《贼臣传》，反映其立场。

3、思想主张：

（1）反对绝对的思想权威，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宋明理学：检验是非的标准在思想，在书本，系教条主义。

将孔子圣化、儒家部分文献经典化，是汉武独尊儒术之后的事。宋明理学独尊之后，即所谓儒学复兴之后，同样继承了汉儒引经据典的做法，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儒家经典、孔子之言，就是绝对权威，就是绝对真理，成为获取功名和政治文件的依据。是当时的“两个凡是”，凡是儒家经典，凡是孔子言论，都是正确的。

李贽对整个儒学作一个清理。

李贽：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也是一普通人），儒家经典不是“万世之至论”（指高超的或正确精辟的理论），是和非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认为是非标准依据时代变化而变化，是非标准因人因时而异。

《藏书》：“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日，又不知作如何是非也，而遽可以定本行赏罚哉！”反对过时的“权威教条”，反对一成不变的是非标准。

继承了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此处“书”指《尚书》），批判了理学家对经典、对孔子的态度。

其意义在于否定了教条主义，其局限性在于不承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庄子有万物相对论，普罗泰格拉有制度、法律和道德相对论，爱因斯坦有“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马克思主义：检验是非的标准在实践，系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解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年《光明日报》有文反对“两个凡是”。

陈云在延安时期提出十五字诀工作方法：“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2）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肯定人的正当私欲

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将人欲与天理二元对立，禁欲主义），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将人欲等同于天理（欲理合一），人不能离开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

认为私欲是人的天性，求私利是正当之举。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有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说也。然则为无私之说，皆画饼之谈，观场之见，但令隔壁好听，不管脚跟虚实，无益于事，只乱聪耳，不足采也。”李贽只讲人心必有欲，这个欲不但不妨其道，而且没有欲则道不行。他举耕田者、理家者、为学者、做官者，皆因有私欲而推动其事业。就是圣人孔子，假若没有司寇、相事的高官厚禄的吸引，他在鲁国一天也呆不下去。由此推论，人必有私，道不在于禁欲，而在合理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

有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已主义的味道。

其意义在于肯定了人的正当私欲，局限性在于从禁欲主义走向了纵欲主义，同时忽视了道德约束和公共利益。即在利益和道德关系上，偏向了利益；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上，偏向了个人利益。

继承了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后人概括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的理欲观）。

4、思想特点：

（1）从先秦原始儒学中寻找反对理学的依据

对孔孟思想有继承，对宋明理学激烈批判。对理学家打着孔子的旗号十分反感，认为“灭人欲”不是孔子的本意。

（2）追求个人私欲，忽视了道德约束和公共利益

对道学的批判，颇为激烈，不但激怒了当朝，而且也激怒了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当时的进步思想家，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都对李贽思想进行过口诛笔伐。顾炎武则称李贽为“小人”，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王夫之斥责李贽不恤君亲，不顾人伦，与民彝相抗，是“惑人心者”，其书其人宜“亟诛绝之”；黄宗羲虽然没有象王、顾二人那样严厉指斥李贽，但他没有在其所著《明儒学案》中为李贽立学案，而《明儒学案》向来是重视学术研究中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的，由此也可见黄氏对李贽的态度。

三大思想家之批判李贽，较为突出地就表现在理欲观的分歧上。在理欲问题上，李贽充分肯定“人欲”，根本不承认有所谓与“人欲”相对立的“天理”。既然如此，就不应“灭人欲”，相反，还要使“人欲”得到充分满足。李贽所谓的“人欲”，是一种“私欲”。由此，李贽还进一步解释了义利关系，指出“正义即是谋利”，“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李贽认为，利之所在便是义，利在义中，正义的目的就是因为有利可谋，否则正义也就没有意义了。李贽把为自己谋利当做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要求人们顺应它，总之，李贽将人欲等同天理，并充分肯定人的私欲，主张私欲即为公利，认欲为理。这是和程朱理学排斥私欲的“天理之公”与“圣人无我”的禁欲主义相对抗的。

三大思想家对此的认识与李贽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如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但也反对弃理纵欲，主张以理制欲、以理统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理则欲滥，无欲则理亦废”，不以理制欲，人欲横流则成灾，完全抑绝人欲，则理也缺乏存在的基础而必遭废止。他并没有像李贽那样将人欲等同天理，而是认为二者不可互替。再者，王夫之提倡“公欲”，反对“私欲”，认为只有“公欲”才合乎天理。“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矣”。“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则公矣”。主张存公欲、去私欲，这和李贽倡导“私欲”是很不相同的。正是在这些方面，王夫之指责李贽“与天理民彝相抗”。

如顾炎武承认“私欲”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反对禁欲，也反对纵欲，尤其反对私欲的膨胀，在顾炎武这里，满足人们“私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公利”，落脚点在后者。而李贽的落脚点在前者。

如黄宗羲承认人的私欲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他反对人欲泛滥。

从学术渊源上看，李贽是王门后学、泰州学派第三代传人，治学的路子是心学。王学后人，流于禅者甚多，李贽便是其中之一，他治学出入佛老，晚年更是事佛有加，甚至落发为僧，摒弃世俗人情，走向极端狂禅。他在《续焚书》中认为，“儒、道、释之学，一也”。又说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为“三大圣人”。这些，是三大思想家最为反感的。三大思想家学术传承不同，但却一致辟佛。

总之，李贽在理欲观上认欲为理，人欲即是天理，个人私欲即是公利，否认一切社会规范。三大思想家虽然也都承认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又都注意以理节欲，认为人欲的发展需要一个度，过与不及，均非正常。李贽礼佛，三大思想家“辟佛”（斥佛教，驳佛理）。李贽比较偏执，三大思想家比较理性。

（3）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市民要求

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追求平等和正当物质利益等。

三、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在明清易代之后，皆参加过抗清斗争，之后又都保持气节，誓不仕清，隐居著述，皆对冯道不耻，此点与李贽不同。

1、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世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在余姚市四明山结寨抗清时，曾一度居住于四明山镇梨洲村著述、讲学。所以当时就自号梨洲）。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是黄宗羲唯一的政治专著。

“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明”指太阳，“夷”是损伤之意。“明夷”即“光明受到伤害”之意。“明”暗合“大明朝”，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待访”是等待后来贤者或者明君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整个书名的意思大概是：明朝受到了伤害，等待后来贤者或者明君来访读此书，让明朝重新崛起。

或曰“明夷”一词取自《周易》“明夷卦”，是由晦而明之意，黄宗羲认为自己的学说能把国家由黑暗引向光明。

政治思想：

（1）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君为民害”论）

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黄宗羲从君主应为人民兴“公利”除“公害”出发，肯定上古时代三皇五帝为民众操劳办事的崇高品德，揭露秦汉以来帝王的自私心理和剥夺人民的罪行。

黄宗羲深感君主专制不仅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而且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但他不仅仅是把批判矛头指向明王朝的君主专制，而是指向了秦汉以来统治中国的整个君主专制制度，他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严厉批判，将专制君主称之为“天下之大害”。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君为臣纲”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准则之一。黄宗羲对此予以大胆的否定。他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大胆提出了废除君主专制的设想。他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

（2）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民主君客”论）

他所谓的“天下”指的就是人民（万民）。

他把一姓之君主同天下万民看作社会的两极，把天下万民看作社会的主体，君主为客非为主。“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确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是由民请出来办事、为民服务的客人，这可以概括为“民主君客”论。

继承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孟子是“以君为主”的“尊君重民”式民本思想，黄宗羲创立了“以民为主”的“民主君客”式的新民本理论，其思想已具有朴素的民主启蒙性质。

黄宗羲并不认为天下所有的人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力，而只把权力赋予那些“士大夫”身上。

但缺乏明确的“主权在民”的观念。

（3）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君臣共治”论）

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这一政治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民权”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朴素的民主性。

（4）“学校议政”论

由国家设立“太学”(类似西方的议会)，太学设有“祭酒”(类似议长)，天子应当受太学祭酒的监督。太学祭酒有权直接批评朝廷政事；郡县设立学校，学校设有学官，郡县官吏应受学校监督，郡县学官有权“纠绳”直至驱逐郡县官吏。

这种学校议政的主张，是对“庶民不议”的传统观念的否定。

黄宗羲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把学校的功能定位为指导政治、引导舆论的场所，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以学术指导政治”的启蒙思想。

（年高考新课标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最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B．民为邦本

C．天下为公

D．民贵君轻

政治思想目的：限制君权，保障民权（人民的基本权利。此处“民”，费孝通认为是绅士）

法律思想：提出用“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

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这些思想主张，已经明确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万民之公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

何谓“天下之法”呢？黄宗羲的“天下之法”有如下规定性：其一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百姓休养生息，而不是为了对百姓巧取豪夺，是为民，而不是为君主。这是“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其二立法的原则是平等，“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根据“天下之法”，朝廷与“草莽”是平等的，更何况君臣呢？其三“天下之法”还为百姓树立道德伦理规范，对其进行礼法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以防其乱和淫。其四“天下之法”的特点是“无法之法”，而“法愈疏而乱愈不作”，这实际上是休养生息的思想。

“天下之法”应该属于公法，公法是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

经济思想：

（1）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

宋代叶适已有“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的观点。黄宗羲这一观念直接地肯定了工商业在社会财富的增值过程中具有与农业同样重要的地位，使全社会达到货物畅其流，“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黄宗羲语）。

这一观念将会起到解构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由过去重农抑工商转变为农工商并重，从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为手工商业者发展自己的事业提供新的哲学论证。

（2）重视民生，减轻人民的税负

黄宗羲定律：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秦晖命名为“黄宗羲定律”。农民税负越减越重，年彻底取消农业税，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概括起来说，就是重复征税。一代一代重复征税，或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重复征税，其方式是合并税种，改变税收名称，使人误以为原先的税种没有包括新增加的税。这样滚雪球似地发展下来，其税收已经高到人民没有活路的地步。

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重点：政治斗争）

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等革命志士的重视。

2、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

顾炎武（年—年），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号亭林。认为明亡于理学空谈，理学家过于偏重道德修养，对外部世界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应对能力，气节有余，能力不足。

思想主张：

（1）认为空谈误国，提倡经世致用、学以致用

经世致用：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学与用要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提倡务实致用之风，要学以致用、学必实用。

传统学问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曾国藩主张增加经世之学。

如果说义理之学是虚学，那么经世之学则是实学了。

继承了先秦儒家实事求是的学风。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今天的学习。时：时机、随时。习：练习、实践。认为只“学”而不“习”，缺乏实践，不能提高道德修养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是苦差事，枯燥无味。

①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重视实地调查研究（手段）

解决问题，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书本出发，这是两种对立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前者实事求是，后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不是本本出真知，不是经典出真知。

早年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其灵魂是“实事求是”。

顾炎武认为，凡社会风尚、民生利弊，必亲历体察；于地理考证，不完全依赖文献，必须实地调查。

学者要走出书斋，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如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的傅衣凌先生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走出书斋进行社会调查，搜集散落于村镇的账簿、碑刻、方志、地契、族谱等民间文献，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解剖中国古代社会。“走出书斋”，不是“抛弃书斋”，迄今为止，文献仍然是人类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

北京学者研究明清经济史注重用正史史料，中山大学的梁方仲教授和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教授注重用民间文书。治学方法的区别。

《天下郡国利病书》：古人喜用古称，以汉代郡国借代明朝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十三布政司。“利病”犹利弊、利害，主要指民生利弊。记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

作者搜集文献和实地考察，历时20多年，行程2—3万里。

②主张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目的）

不是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实践问题， 　　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出于一己之私，夏王朝将公天下成为一姓之家天下，夏启通过分封同宗，建立封建制度，这种家天下实质是宗族天下，即是夏氏一族的天下，夏氏失去的是天下民众，同尧舜禹的公天下相比，一族之人与天下之众是“孤独”的，但毕竟有族人为之辅助。“乱起于外者，制之以中；乱集于中者，制之以外。处于有余之地，而后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后可以御人。先王众建诸侯，以为藩屏，时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在船山看来，如果祸乱于内地，有外藩可以入内平乱，如果祸起于外藩，则边境有诸侯可以抵御，也可以有京师之旅平叛。建诸侯就是为了捍卫王室，卫同宗族人共同的天下。天下国家为同宗族的天下，是“授兵宗室以制天下，疑天下也。”疑天下就与天下人为敌，以一姓与天下民众为敌，总是处于劣势。虽然有宗族，但毕竟不能与天下百姓可比。这种分封制度与三代的公天下是社会制度的一大变化，由公而私，由民主制到君主制。

然而到了秦汉以后，国家政权体制又不同了。秦始皇嬴政从彻底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绝对的自私自利出发，将天下完全视为个人的家产，由宗族天下一变而为个人天下，一人之天下。秦王朝开创至高无上的大权独揽的皇帝制度，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制度，地方废分封直属中央、官吏由中央任免的郡县制……则是由宗族天下到一人天下或一家天下。

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之下，一切权力归皇帝一人，于是真正彻底地成了“孤家寡人”。他不顾天下民众与同宗族人的共同利益，唯一欲望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为了长久一姓，在帝位与权力上，与天下民众相对立，与同宗族人相对立。这就是船山所说的“孤”。在船山看来，这种政权失去了天下民众，也失去了同宗族力量的支援，天下成为一姓之天下，一人之天下，彻底地与天下臣民、宗族姻亲及广大百姓对立起来，由于不是封建制度，缺乏藩屏，“故秦、汉以降，天子孤立无辅，祚不永于商、周；”[2]这是绝对的“孤”、彻底的“孤”、孤家寡人之“孤”。

“孤秦陋宋”之“陋”是浅陋、丑陋，见识短浅；“陋宋”之“陋”有以下含意：

一是陋于术，即玩弄权术；“自赵普献猜防之谋，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为苞桑之上术。”赵普献杯酒释兵权之术，于是全国上下都以武臣握兵权为天下之祸，唯恐剪之不快。窜李纲，斩陈东，杀岳飞，死李光、赵鼎于瘴乡，去韩世忠、张浚之兵权，自以为天下就太平了，“呜呼！宋之所以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此而已矣。”

二是陋于人；即没有人材，缺乏治理天下的人材。“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难道是真的无人吗？当然不是的，两宋人材济济，文臣如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李纲……武臣如杨业、韩世忠、岳飞、……但两宋人材由于宋政权的陋术与猜忌之心，轻则被贬窜，重则被诛杀，英雄无用武之地。如陆游、辛弃疾一个个只能“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空抱报国之志，只能老死牖下了。

三是陋于言；朋党对立，君子小人对立，书生意气，相互攻击，讲假话空话，误国害民；“宋之中叶，上书言因革者，牍满公府，而政令数易，朋党争衡，熙、丰、元、绍之间，棼如乱丝，而国随以敝……鬻口舌以希利赖者，小人也，塾师也，祸福唯其妄测，文义唯其割裂，得利焉而情尽矣……赏之而政刑乱、朋党兴、廉耻丧、风俗靡，自非奸雄之媚众以窃国，几何事此而不亡？此治乱之枢机，不可不审也。” 　　四是陋于时与势，没有及时抓住时机；船山认为，“在昔继迁死，德明弱，傥从曹玮之请，捕灭之，可以震詟契丹者，彼一时也，席太宗全盛之余，外无澶州纳赂之辱，宋无所屈于契丹，内无军士各散居归农之令，兵虽力未有余，而尚未自形其不足。且继迁肉袒称臣，与契丹为唇齿，则威伸于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势也。”这是一次很好的恢复华夏区域的时机。宋代时机并非仅此一次，澶州讲和之后，又有第二次机会。其间四十一年完全可以休养生息，厉兵秣马，与辽或西夏处于相持之时，要有自强之志，待民以宽，改革行政，积蓄财赋，养精蓄锐，作富国强兵之计。其后双方休战，前后几乎百有余年，此时此刻，宋完全可以“藉以自振”。可招兵买马，于北方置强兵悍将，勤奋训练，等待时机；就是到了徽宗时期，以财赋言。“尽天下之所输，以捍蔽一方者，自有余力。以兵力言，他日两河之众，村为屯、里为砦者，至于飘泊江南，犹堪厚用。周世宗以数州之士，乘扰乱之余，临阵一麾，而强敌立摧，亦非教练十年而后用之也。以将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张孝纯、张叔夜、刘子羽、张浚、赵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刘、张、韩、岳，或已试戎行，或崛起草泽，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无才也。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

船山对绝对专制主义的批判：

船山说，孤秦之“孤”与陋宋之“陋”，其核心是猜疑之心，自私之心，坏在一个“私”和一个“疑”字上。

王夫之批评说：最高统治者从完全彻底的个人私利出发，妄图将天下永远控制在一家一人手中。因私而害怕人们造反夺权，因私而诛杀天下贤才，因私而疑天下。一个“私”字，一个“疑”字。由私而疑，由疑而失天下。

他回顾从三代五帝到宋的历史，对分封与郡县制度进行比较，从共治与独裁的角度来认识国家政体与制度的优劣。他说，三代之前能“树屏中区，闲摈殊类。”但到了秦朝，国家制度一变，不实行历代的分封制，即不建藩以屏王室，而是郡县与集权中央，建立一家一姓的绝对个人专制独裁的寡头政治，两汉虽然继承秦代制度，但它只继承一半，有分封也有郡县。因此，长沙王可以抵抗三粤，燕王可以对抗獯鬻，匈奴最终授首，建国达数百年之久。

唐代完全实行郡县制，不分封，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此其法足以数世速亡。”但还是延至天宝以后才发生叛乱。为什么呢？因为唐代有节度使，他们权力极大，“进止刑赏，不受中覆，先士马，审机宜，滂沛椎酤，奴录偏裨，下至乾没，犹夫所问。”节度使有自己的一系列权力，这是内强的缘故。

宋王朝建立，除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之外，不建藩国，不封诸侯，还在削弱自己的力量，即通常所说的“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一传而弱，再传而靡”，结果与后金订城下之盟，每年给辽与西夏“金缯岁益”。对群下的猜疑与不信任，对武臣的杀戮，自毁长城，造成“英流屏足，巨室寒心，”由上看来，秦与宋之所以罪孽深重，就是他们只为一己之私，而置天下于危亡之中，他们并非眼光短浅，而是过于自私导致看不到这样做的结果。是只见树叶而不见森林，“秦宋之系于茹枝而不知其根之拔也。”[3]他痛斥卖国求荣的小人如宋高宗：“高宗畏女真也，窜死而不耻，屈膝而无渐，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

私天下与疑天下，造成绝对专制主义，也最终造成国家之亡。要公天下，就要否定个人独治，就要分权，选天下之贤才与之共治，并给地方以实权与实利。

船山说：“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固以天下为神器，毋凝滞而尽私之。故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非与于贞观之道者，亦安足以穷其辞哉！天地之产，聪明材勇，物力丰犀，势足资中区而给其卫。圣人官府之，公天下而私存，因天下用而用天下。故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王者无私以一人治天下，’此之谓也。”虽然将帝位作为人人夺取的对象，但天下不能私有，更不能一人治天下，要同贞观那样，君臣共治，以天下人才、物产为天下所用。物产财富公天下，权力分配公天下，这才是天下之大公。

去私心之“陋”，立天下之大公，将天下视为天下人之天下，不是那一个家族的天下，更不是那一个人的天下。这样才能让天下人自己去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国土，国家才有力量。以一家与天下人为敌，以一人与天下人对抗，一旦遭遇外敌，举国上下，众叛亲离，听任外敌之侵，赵氏灭亡在所难免。所以，王夫之赞成分封制度，这比专制独裁之一家一人好得多。也赞成唐代中后期设节度使，或设藩王，守边境，外夷狄、去戎人，内中华，给节度使以权力与地位，相信他们，信任他们。

权力分配方面，必须给予地方以重权，再不能中央独揽一切权力，分权分治，让有职之人有权，有权之人有职，职权一致。“国家之务，……分其事而各专其职。”“官各明其守，而政各任于其人。庶务分治”“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专其治，散列藩辅而制其用。”

船山提出“任官以诚”的主张，也是对“疑”的批判。他认为，王者要以仁义治天下，要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以诚信礼天下之士，不能为自我一己之私，从疑天下人出发，千方百计以各种手段去制约群下，到处可疑，事事可疑，人人可疑。他说：“盈天下而无非疑地。以为不可疑也，是戈矛填心而骭疱割腕也。以为可疑也……以为疑在此而制以彼也，是忌狸窃雏而间之以狐也。”船山认为要待人以诚“诚以拔之，则小人革面，疑以任之，则君子寒心。”以疑心待人，则人以疑心待己，相互猜忌。明王朝之疑，所以对地方任官采取相互牵制的手段。“以一人敌天下之力，以一代敌天下数百年之力，力穷法匮，私蠹蚀烂。”于是以天下之大，没有一个心腹之臣，也无一个忠实之士。结果天下“元气痿，大务阁，民愁闾左，士叹十亩，粮空于野，金蚀于藏匿晋夷狄而奉之大位，可不痛与！则仁义不立而疑制深也。”

王夫之批判“孤秦陋宋”的指导思想，就是他反复指出的，要公天下，而不能让天下私一人，要任天下之贤以治天下之事，圣贤们要以“诚”而不是私。要共治而非一人之治，私一家的结果不仅是一姓一人之天下，更在断送全中国人之天下。

中国并不是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土，只是由于专制独裁，才亡于异族，疑天下与私一人才是万恶之源。

思想主张：

（1）本体论方面，整个宇宙是由“气”组成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事物发展变化有规律可循

“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气者，理之依也。

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反对宋明理学“理”“心”本原论。

又认为“天下惟器”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得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

（2）认识论方面，注重实践，认为一切事物通过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

发对朱子“知难行易，知先行后”和王子“知行合一”，提出“行先知后”，理论来源于实践。

孔子认为既有“生而知之”者，也有“学而知之”者。

有人认为，王夫之也是“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3）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

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说”相对立而坚持“主动论”。他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把自然界看作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说明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

意义：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划时代意义。

徐继春《从思维方式看中国近现代科技落后的原因》（《理论界》年第4期）一文认为，古代科技曾对社会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然而在近现代却远远地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究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漫长的封建统治、诸侯割据、宗教束缚、列强侵略、战乱不止等等。但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年版）一书，深刻地阐明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落后，而不是别的。该书从纵的和横的、古中国的和古希腊的、近代中国的和西方的等诸多方面，列举大量令人信服的事例及其精辟的观点，反复求证，反复论证，雄辩地证明科学思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所以有人认为思维方式决定命运。以中国人与美国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为例，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粮食短缺问题，那么中国人就会设法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人口以适应粮食产量，而美国人则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以满足人口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国人倾向改造自己以适应环境，而美国人则倾向于改造环境以适应自己。

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程式和方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人类的文化行为起着稳定的支配作用。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举例：

整体思维，强调整体，排斥个体，具有综合性；

类比思维，如董仲舒论证“天人合一”，“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没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因果关系；

辨证思维，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崇古思维：缅怀过去，推崇传统，惟圣惟经，子曰诗云等。

唯心思维：道、理、心等精神概念是万物的本原，精神的、主观的。

近代思维方法特点：一般认为最大的特点是唯物辩证思维占主流。唯物的——实践出真知，重视调查、实验，不是本本出真知；辨证的——看问题两点论，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好中有坏，坏中有好，不是或好或坏，如认为中国文化好，西方文化坏，或者反之，应该是中国文化有好有坏，西方文化有好有坏。

应该说，近代思维方法在古代中国萌芽较早，如荀子有唯物思维，老子有辩证思维，只是不占主流。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唯物辩证思维非常突出了。

总体上，他们对传统儒学有继承、有批判，好的继承，不好的批判（页18）。批判、继承思维方式即属于辩证。分开来看，黄宗羲继承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批判董仲舒、理学家的“君为臣纲”，提出“君为民害”论、“民主君客”论、“君臣共治”论等。顾炎武继承了先秦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批判理学家不务实际的空疏学风，提出经世致用、重视民生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王夫之继承了荀子、张载的唯物思想，批判宋明理学“理”“心”本原论和主静说，提出了气本论、“天下惟器”和“主动”论等唯物、辩证思想。另外三人坚持抗清斗争，不做贰臣，坚持理学家倡导的民族气节，也可视为对理学的继承。他们更多是批判宋明理学，更多是继承先秦儒学。

4、影响：

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治斗争、学术风气、思维方式等）。

小结补充：

一、17世纪儒家思想有哪些新发展？（回答“重新焕发了生机”）

1、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抨击，提出“君为民害”论、“民主君客”论、“君臣共治”论、“学校议政”论等。

2、提出“工商皆本”思想。

3、提出经世致用、重视民生（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

4、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

5、提出气本论、“天下惟器”和“主动”论等唯物、辩证思想。

二、17世纪中国民主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1、未能提出真正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的方案、具体办法

无意彻底改变现存社会，寄希望“后来明君”实行社会改良，寄希望开明君主实行社会改良。从欧洲启蒙思想来看，代替君主专制主要有“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二法。

2、不敢突破基本的儒家道德纲常、道德规范，推崇忠、孝道德。

如三人不做贰臣，坚持理学家倡导的民族气节，批评冯道、李贽。

3、思考和研究的对象基本上还是人文现象，很少涉及自然现象。

只有少数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