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于《中吴》.4期）
那些退出了历史舞台的吴地农耕文化
戴裕生
在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上世纪末我国所出现的改革开放浪潮，将成为有史以来对传统观念和意识冲击最为巨大和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使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使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社会在现代化中土崩瓦解，使那些以农耕、农具、农人、农时为主体的农耕文化正在日渐沦陷，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些旧农器具也都进了历史博物馆，成了人们回忆历史的鉴证品。那些各种繁重的农活手艺也日渐消逝，被人们渐渐淡忘。
传统的农耕文化，经历岁月变迁，已经从一种为人熟知的生活方式，变成了深藏于老一辈人心中的记忆片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一辈人的离去，今后的年轻人对我国千百年农耕文化的认识日渐式微。我们这一代40后、50后的老人，作为农耕社会过渡到农业现代化社会的亲历者和鉴证人，就成了最后一代能讲农耕文化故事的人。所以，我认为有义务、有必要将我们亲身经历在这旷世难逢的社会巨变中所退出历史舞台的农活、农具等农耕文化用文字记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这也是我们青春务农岁月难以泯灭的美好记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
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史，而农具就是农耕史“物化的活史料”。中华农耕文化的创造发明，早在多年前就走在世界的前列。据史料记载，耕翻土地的犁耙比欧洲早年；收割的镰刀比欧洲早了多年；灌水的链斗水车比欧洲早年；农产品加工的石磨、风车比世界早多年……我国水稻栽培、蚕桑缫丝也都大大早于世界各国，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表现了我们民族富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农耕文化各有特色。我们江南水乡有悠久的历史、荟萃的人文、密布的河网、丰富的水资源，所以自古以来稻鱼文化就特别发达。《史记》记载：“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
种水稻不同于北方地区种大豆、小米、玉米、高粱、麦子等旱谷作物。它农艺复杂，费工费时，从立春选稻种开始，包括浸种、耕田、耖田、催芽、落谷、拔秧、插秧、灌水、耘田、施肥、治虫、除草、搁田、收割、打谷、晒干、进仓等近二十道工序，这还不包括做田埂、罱河泥、做草塘、搓草绳、织稻衣、打草鞋等为水稻服务的农活，一环套一环的农活有几百种之多，各式各样的农具也不计其数。为了让今后的年轻人能了解农耕文化，今特选了一些常见农具、农活作一简单介绍，使他们通过这些“活化石”对农耕文化能够“管中窥豹”。这些农耕文化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稻渔文化所留给人们吃苦耐劳、勤奋机智的精神将值得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吸取、借鉴、发扬光大。
农 船
江南水乡，沟渠纵横，河川如织，三里一桥，五里一渡，形成了独特的水文化、桥文化、船文化。特别是我们南瑶村，以前四面环水，解放前只要有田有滩的人家，几乎家家有船，田多的人家还有几条船之多。解放后农业合作化，每个生产队都有大小几条船。
那时候人们用船上工收工、罱泥积肥、运送粮草、收割庄稼、下滩刈草、迎亲嫁女、走亲访友、进城办事，乃至赶集、看戏、看电影，几乎乡村所有生产、生活、社交、农事活动都离不开农船。
那时的农船，一般都是人力手摇的木船。船头一支竹篙，船尾一支木橹，摇船人通过橹的一推一扳，控制船的前行方向及速度。
那时，村上人要进城，都是到码头上看一下，是否有船上城，无论谁家有船进城，只要不超载，人人都可搭船。这似乎是不成文的村规民约，体现了那时村民的善良纯朴。船到城里停靠码头后，船主还要告诉大家回头的时间，带大家一同回家。南瑶到城六、七里路，有壮劳力搭船的会互相换着摇一段路，大家一路说说笑笑，一个多小时便可到家了。
我们南瑶还有全县罕见的一种“双橹快船”。这种船有两支橹，左右各一把，每把可两人服侍，一个摇橹，一个牵橹绳，速度比普通单撸快一倍多，罱泥时可四人同时作业，所以又叫“四人大船”。
记得那时我们用这种船送蓑衣草、芦苇等到常州、武进去卖。因我们这种船很少见，速度又快，一路超越其它普通船只，连两岸的行人都停下来看稀奇。
木质农船使用轻便、灵巧，但每年夏天要上岸修理保养，费力费钱。随着社会的进步，用钢丝网浇铸的水泥船渐渐代替了木船。水泥船不仅船大，装载多，而且行驶平稳、保养方便、使用寿命长、容易清仓、防火防腐，行驶的速度也不比木船慢。后来，水泥船又装上了柴油机挂浆，人称之为“机帆船”，实现了半机械化。那时农村开条机帆船迎亲嫁女、走亲访友比现在开辆小轿车还威风、气派。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种田实现了机械化，农船被电瓶车、拖拉机、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所代替，渐渐地退出了农村的历史舞台。
插 秧
插秧和爬行、割稻等弯腰活一样，是标准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艰辛的手工劳动。俗话说：“馒头好吃沟难开，米饭好吃秧难栽。”一到夏至“开秧门”，是农村一个神圣的日子，要敬“秧神”，吃馄炖。夏至到小暑这半个月黄梅是一年中最忙、最苦、最累的季节。半个月分头莳、中莳、三莳各5天，俗语说“黄秧落地三分收”、“出莳栽秧减收成”，所以这期间农民都起早贪黑、争分夺秒抢季节。宋代杨万里有一首《插秧词》，形象地描述了古代农夫全家出动插秧的辛苦：“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遍地涂泥蓑笠压，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插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和雏鸭。”
栽到最后一块秧田时，即为“满秧田”、“关秧门”了，人们可歇口气，庆祝一下了，按习俗要举行“搭秧田”，要吃“洗犁酒”。生产队在栽到秧田接近尾声时，便高兴地开始“搭秧田”，男女老少互相泼泥水、搭烂泥，就像云南少数民族的泼水节一样，互相追着、喊着、笑着，不亦乐乎，发泄着一黄梅的辛苦。等到大家都被泼得像个泥猴一样时，才尽兴地回家洗澡换衣，准备吃“洗犁酒”，好好庆祝一下插秧结束。
推乌头
水稻秧栽下去后，跟着就要田间管理，一环套一环，环环紧相连，其中推乌头除草是关键的农活。一季水稻，三交乌头四交草，一次也少不了。推乌头又叫“耘耥”，《农政全书》上介绍说：“形如木屐而实，长尺余，阔三寸，底列短钉二十余枚，其上安竹柄，柄长五尺余，用于江浙一带水田的中耕除草。”这就是推乌头对水稻的松根、活土、除杂草的作用，有利于稻苗的发棵分蘖。
一季水稻除要推三次乌头外，还要拉四次草，爬一次行。拉草就是将推乌头未能除掉的杂草用手去拔除。“爬行”在小暑到大伏之间，水稻烤田前进行，是一种最累、最脏、最苦的农活，田里只留下渍渍的水，人跪行于稻耧间。双手在稻行中抓、捏、挤、捋、抹，将稻行中的杂草连根拔出，再将杂草塞进泥土中，将上面的泥浆抹平，使草在土中烂成肥料，化害为利。
人跪在密不通风的稻耧中，上面晒下面蒸，稻叶刺脸汗成霜，蚊虫叮咬蝗吸血。《古农书记》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常见吴地农家，皆以“两手耘田，匍匐禾间，膝行而前，日晒于上，泥浸于下，此番艰辛，诚可嗟叹”。
龙骨水车和牛车棚
从前稻田的灌溉全靠人力和畜力用龙骨水车为稻田灌水。人力水车有双人轴、四人轴、六人轴等，视提水的高度决定用几人轴及槽管的长度。车水时，手扶车杠，像走路一样地脚踏车拐，车拐像个榔头，所以俗称“车水榔头”。通过联轴的木齿轮，驱动长长的龙骨水链，由装在木链上的车板将河水刮入槽管，提升流入田间。不管几人上车，必须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如步调不一，出力不均，那就车不上水。
车水看上去是光着脚板在车拐上“走路”一样轻松、潇洒。时而慢悠悠，时而踏得飞快，车口水花飞溅，渠里流水哗哗。但如果刚学车水，跟不上节奏，稍不留神就被车水榔头打了脚，被“吊田鸡”挂在车杠上，大叫大喊，令众人大笑。
遇到天旱，人们“车断脚筋、磨断轴心”，“头一伸、脚一蹬，白天车水夜里哼”，他们敲着破锣、光着嗓子唱着那如诉如泣的“数墒歌”号子，伴着水车“吱吱呀呀”地呻吟。与老天爷进行着争斗。
车牛棚是利用牛力车水的灌溉工具。它紧挨大河边，槽管出水口连着稻田。六根石柱撑着一个大圆顶的草棚，犹如公园里的草亭。河堤上星星点点分布的草亭，成为江南水乡独特的风景。它又是人们避阳躲雨、休息乘凉的好地方。
牛车棚中心竖着一根木头轴心，轴心连着牛车盘，盘边沿嵌着一个个木齿轮，水牛拉着车盘转时，车盘的齿轮又带动了槽管内的槽板。槽板沿着槽管一直伸到河中，就这样一圈一圈周而复始，一板板把大河里水提上岸，哗哗地流进稻田。
后来，随着科技工业的进步，国外的柴油机及水泵引进国内，一种船载的戽水机出现在广大农村。它是最早进入农村的农业机械，成为了农机的领头羊。农民们亲热地称它为“洋龙船”，一条洋龙船的抽水量能抵上三、四十部龙骨水车，一百多壮劳力的劳动效率，对农田灌溉和抗洪排涝作出了很大贡献。
再后来，农村逐步通上了电，村村建起了电灌站。龙骨水车和洋龙船都被逐渐淘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打连枷
连枷，是老祖宗留下的脱粒麦子的农具。在《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中记载：“连枷，击禾器。”即利用打击为麦子、豆类等果实进行脱粒的农具。俗话说：“稻要养，麦要抢。”因麦收时节气温高，湿度大，麦子受潮后会发芽霉烂，所以麦子上场后，要抓紧脱粒进仓。晴天时，把麦子摊在打谷场上，晒脆后，生产队里几十个人面对面一字排开，随着“嗨嗨嗬嗬”的号子，在飞扬的尘土中响起如海潮般的声浪。一起一落，一重一轻地敲击，节奏整齐，火爆热烈。一场麦子打下来，个个浑身湿透，满脸灰尘，而且越是太阳好、天气热，越是要抓紧时间趁麦子脆，抓紧脱粒。
在生产队牛力宽裕的时候，也可以利用牛拉带棱槽的毛碌碡碾压脱粒，但在夏收夏种时，牛要耕田、耙田、打水，牛力很是紧张，所以很少用牛来脱粒。
斛 桶
斛桶，又叫掼稻桶，是一种传统的水稻脱粒的农具。在古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中早就有记载。
斛桶呈四方形，齐大腿高，桶口大于底，象一个量米的升箩。四周的杉木板上沿略有弧形，四个角上均有把手便于推拉。桶底内光滑平坦，外侧着地处装有两根很粗的船型大梁，俗称“泥拖”，便于在水稻田里拖行。它可以在“水上漂”，也可以在“泥里拖”。
掼稻时，可以四个人同时分站四角，农民将刚割下的潮湿的稻把子举过头顶，用力掼打在桶壁上，一束稻把子正反两面各打几下就干净了。当斛桶里的稻粒积存到半桶时，就要用稻箩挑到打谷场上晾晒。
用斛桶脱粒的好处是便于水田和山地作业，省去了长途挑稻把的繁重劳动，把掼下的稻粒挑走后那湿重的稻草即可扔在田里晒干后再来收。另外，从前种的一些早稻品种，成熟时稍一碰撞就洒粒，用斛桶就地脱粒就避免了搬运时的泼洒。
斛桶在秋收之后，又成了农民贮盛稻谷最好的容器。桶底两根高脚的泥拖可以防地下的潮气。桶装满后可再加上涡摺加高，一桶能囤十几担粮，成为一家的小粮库。
罱 泥
自古以来，我们江南水网地区罱泥积肥是农作物肥料的主要来源。我们南瑶村解放前家家有船罱泥。到农闲时，苏北地区的农民还会带船来我们村帮一些大户人家打短工罱泥。雇主供他们一天三餐，按他罱泥的船数计算报酬。但遇到下雨、大风天气不能罱泥时，他们便无处吃饭，所以在我们村就一直流传着一些俚语，如“东风紧了，吃呀。”指那些罱泥工看到东风紧了，可能明天要下雨，就互相提醒，放开肚子尽量多吃，把明天的饭也储备到肚子里，可以明天一天不吃。他们的饭量也特别大，所以大家戏称食量大的人叫做“罱泥佬”。
罱泥是一项既讲技巧又拼体力的强农活，一罱网河泥有五、六十斤，少一点力气也拎不到船上来。他们以自己的大腿作为支点，两根长长的罱篙作杠杆，利用杠杆原理用巧劲把一网河泥“哗”一下倒入船舱。
白龙荡滩沟里罱上来的泥里油油的泛着气泡。其中不仅有水草、野菱，还有小鱼小虾、螺蛳、蚬贝、河蚌等，可以说是氮磷钾俱全的有机复合肥。
有时还要把罱上来的沟泥再进行深加工。把沟泥攉到泥塘里以后，再将滩上的草或秧田的红花草放入泥塘进行沤制，靠绿肥来提温发酵，高度腐烂，成为一种肥分更高的有机肥料。这种高质量的有机肥垩到田里，能保证水稻从“黄秧到黄谷”的一熟肥效。
如今，这繁重的农活早就无人肯干了，全是化肥当家。虽省工省力，但使农田有机质下降，土地板结，污染了土地和水源。
草 鞋
江南水乡人家，农活繁杂，一年到头几乎没有闲时，不像其它地区的农民，能半年辛苦半年闲。如我们南瑶村，金坛古县志称“南瑶一岁九熟，为金坛富庶之地”，而我们当地人则称“南瑶一年十八熟，三十晚上当碌碡”。形象诙谐地说明南瑶有稻麦、瓜果、蔬菜、蚕桑、家禽、畜牧等诸多收成，一年忙到头。有些穷人仍两手空空，到了三十晚上只能拿打谷场上的石头碌碡去当铺押当过年。
因南瑶人家农活繁重，所以周边地区都说：“南瑶的团子磨盘大，宁从南瑶过，不在南瑶做。”诙谐夸张地说明南瑶的生活条件是不差，伙食很好，但农活太繁杂，劳动强度大。当地打长工、短工的农民，都不愿到南瑶打工。“没有三分三，别上威虎山。”只有苏北过来的“罱泥佬”，他们最高兴到南瑶打工，说南瑶人大方，伙食好，吃得饱。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集体时代，生产队一年忙到头，还要开早工，开夜工。在农闲下雨下雪时不能下田的时候，也有许多在室内可做的草生活可做。所谓草生活，就是用稻草加工成各种草制品用具的农活。如打谷场上盖粮食的稻衣，浸稻种催芽的稻种包，各种犁索、担绳、腰护等长短粗细不一的草绳，这些都是要在冬天集体做好明年一年要用的。至于编织草鞋等家庭个人用品的草生活，只能自家起早贪黑抽空去做了。
草鞋是我国历代农民下地干活、上山砍柴、登高采药、林区狩猎、长途跋涉时经常穿的鞋，是过去农村人家的生活必需品。
草鞋既利水，又透气防滑，轻便柔软，穿着舒适，特别是夏天穿草鞋跑长路，清爽凉快，步履敏捷，两脚生风。
草鞋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秦汉出土的陶俑脚上穿着草鞋，这就证实了早在多年前，中国商周时代就有了草鞋。《三国演义》中的刘皇叔，就是靠打草鞋、卖草鞋营生的。
在古代，文人、雅士和侠客也以穿草鞋为飘逸、洒脱、超然，孔子、老子、庄子都经常穿草鞋。
在现代的许多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当年红军、八路军穿过的草鞋总是被陈列在这里。草鞋被喻示为奋斗、革命、廉洁的传统象征。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电灌站工作。当黄梅天发洪水时，公社党委书记和县水利局领导都是穿着草鞋，穿着蓑衣到农村来指导抗洪排涝；带着毛巾、肥皂等用品来慰问我们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在现代的文艺作品中，有《红色娘子军》跳的“草鞋舞”，有张明敏唱的《爸爸的草鞋》的“草鞋歌”，还有《草鞋状元》等“草鞋戏剧”。草鞋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们江南地区，基本上每家男劳力都会打草鞋，也是农村每个男人成年的必修课。在白龙荡周边的湖区，因有芦苇，家家到冬天都会用芦花编织一种“芦花蒲鞋”。这种鞋子严冬时穿在脚上，暖和舒适又透气，比现在的毛皮鞋还暖和。鞋底钉上木块，又能当雨鞋，下雨天也能穿。我们这一代老人都是穿着这种鞋长大的。
如今，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参加丹徒大运河疏浚工程。那时，天上飘着雪花，我们仍穿着草鞋在挑土。看看现在的农民，个个西装革履，连布鞋也无人穿了，更别说草鞋了。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怎不叫人感慨万千。
刈滩草
刈滩草是湖区人家特有的一种农活。白龙荡被围垦之前，我们南瑶村有多亩草滩，每个生产队有多亩。它如农家的摇钱树，是生产队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
春天到了，和煦的春风吹醒了广阔的草滩，一望无际茸茸的青草生机勃勃，青翠欲滴。当草刚长到一尺多高时，人们就开始向它索取，各生产队纷纷摇着船来刈草回去做草塘，为夏种的水稻准备肥料。
进入秋季，滩草已长成一人多高的青纱帐。当农户麦草快要烧完，稻草还未好收，柴草青黄不接之时，人们又来到草滩“刈秋青”，以解燃料之缺。因此时草还是青的，所以草刈下来要放在滩上晒干，然后再收回自家烧锅或出售卖钱。
进入冬季，白龙荡几千亩草滩芦花飞舞，登上乌龙山远眺，灰白的芦花和蓝天、白云、湖水融为一体，蔚为壮观。
此时秋收已结束，真正的刈滩草大战便拉开了帷幕。全村总动员，男女齐上阵，要突击将几千亩滩草在下雪之前全刈完。
刈滩草不比割麦、割稻，因滩草中的芦苇、红毛草等，硬如小竹子，割是割不动的，所以叫刈滩草，有时还要砍、斫，河滩边上的草还要钩，所以要用平口镰刀。一般割麦用月牙形镰刀，割稻用锯齿形的锯镰刀，刈滩草还容易钝刀，一般每个人都带有备用刀，队里还专门派人为大家磨刀，真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每到傍晚收工时，都是要摇船先把女劳力送回家烧晚饭，男劳力要把一天所刈的草用船运回村里，堆成草垛，才能回家吃晚饭。
那时，一季滩草也是生产队一笔大收入，除分给社员的之外，芦苇可出售给人家织网箔、打芦席、编芦帽等，红毛草可运到城里草行卖给城里人烧锅（那时城里人也有灶头烧草），还有一种麻芦草可卖给武进人家织蓑衣。
看看现在，农村家家都用煤气灶、电饭煲、电磁炉，自家的稻草麦草也不烧了，芦制品也无人生产了。假如白龙荡未围垦的话，这几千亩滩草还不知如何处理呢，更何况刈滩草这繁重的农活，现在也无人肯干了啊。
采 菱
菱角是水乡人家的特产，我市《洮湖志》记载：“水乡人家，中水为业，界绳港汊，遍植菱秧，秋风窄凉，菱歌四起，红男绿女，划盆往来，互对菱歌，采菱盈筐，提携入市，人喧街市，论斗秤量。秋夕宴中，剥菱佐酒，明河影里，煮菱夜食，香气四溢，诚乃水乡秋夜之一景也。”
我国种菱已有多年历史，据古书记载：“菱，水实也，三月引蔓，根生水底，叶浮水面，六月开小白花，昼含夜开，随月转移，犹如葵之向日。”所以菱花也叫“月亮花”。
白龙荡与洮湖同一水系，环境相同，因水面辽阔，种菱都是以绳为界，不像高乡地区，小塘小沟，不用分界。那时，每个生产队都种有大片菱秧。过了“七巧”，菱角开始上市，每天傍晚，村边码头上就聚集了许多老人小孩，提篮携箩，翘首以待，等生产队的采菱船回来分菱。在闹饥荒的六十年代，菱角成了度秋荒的宝贝，农户每天可分到几十斤菱子。每到入夜，家家菱香飘溢，以菱当饭。救命的菱子在三年困难时期，帮助人们战胜饥荒，功不可没。
菱和藕、茨菇、荸荠被称为江南的“水乡四秀”。它有四角菱、两角菱和无角菱多个品种。它可以当水果生吃，也可煮熟了吃，它可烧汤，也可生炒或红烧肉、红烧鸡。其汁甜肉爽，还有香糯的风味，含有丰富的营养。
采菱季节，白龙荡偌大的菱塘里，采菱姑娘坐在一只只菱盆内，荡漾于碧波之上，穿梭于菱叶之间，飞手翻动菱叶，摘下一只只鲜嫩的菱角，随手丢进盆里。当盆里放不下时，就招呼专门收菱的船来装到船上。船上的小伙子穿梭于姑娘们的菱盆之间，说笑声、歌唱声，组成了水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作者为金坛戴叔伦研究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