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知名水浒学家、红学家，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
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叫《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为什么叫“论纲”？因为要讲的题目非常大，讲十天十夜也讲不完，十年八年也讲不完。有的专家研究《红楼梦》，研究了一辈子，还没有研究完。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把这个题目讲完，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能点到为止，不可能展开。但对这次讲课，我还是很当一回事的。今天上午才把稿子写好，是专门为这次讲课而写的。主要的观点，在这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是第一次向福州大学的莘莘学子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可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大家要抱着批判的态度，不要认为我讲的都是对的，很可能有讲错的地方。但我可以保证，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深思熟虑想出来的，绝对没有炒自己的陈饭，更不是抄袭别人的。
现在言归正传。
晚清以来，许多人说中国文化落后了，于是“西化”成了时髦。整个二十世纪，“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多号称“导师”的人，倡导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不要写中国字，不要说中国话。高考3＋X，有的地方搞改革，变成2＋X，把中国语文给去掉了，而英语却非考不可，据说这是“重大改革”！可以看看有多少“英文缩略语”，什么WTO、GDP，什么CPU、USB等等，说明“西化”到了何等程度！
但事物总是沿着“否定之否定”的线路前进。严重“西化”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技术越来越精密（如电脑的更新速度多快），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形式越来越多彩，内涵却越来越贫乏（如春节晚会越来越宏丽，声光效果越来越好，内涵却越来越糟糕）。这时候，好多人于是又想起了：“西化”是不是有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还有好的东西？这就是当今的形势，于是就有了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
什么是传统文化？有人说，京剧是“国粹”，其实并不确切。京剧形成相当晚，徽班进京，不过两百多年，中间还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如《四郎探母》、《二进宫》，就不怎么高明。京剧并不能代表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传统文化的精髓，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先秦诸子为源头的哲学，以《诗经》、《楚辞》为源头的文学，以《春秋》、《尚书》为源头的史学。这三方面是传统文化精髓的代表。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古代典籍汗牛充栋，且又是用古文写成（“古文”有两层涵义：一是以文言写成，“五四”以后采用白话文，文言文就不学了，导致看不懂“古文”。二是采用繁体字，后来推行简化字，导致不认识繁体字）。这就使得很多青年人、尤其不是文科专业的青年人，很难把握，很难精通。在这种情势下，读一读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也许是不得已的弥补之法。现在好些人很骄傲，说我看过四大名著！不要骄傲，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四大名著是经得住考验的。年4月第七次全国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图书中，《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居前四位。四大名著不单好，且是常研常新、常读常新的。因为它们的丰富性、多义性，及由此引发人们进行思辨的潜在能量，是难以穷尽的。我们常讲“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除了其他方面，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至今还对广大群众发挥陶冶功能，恐怕也得算上一条。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法、待人接物的态度，为什么和外国人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四大名著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四大名著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而且它们恰好各自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家，《水浒传》讲的是社会，《西游记》讲的是自然，《红楼梦》讲的是家庭——国家、社会、自然、家庭这四个方面。是人类社会最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四大名著分别揭示这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下面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四部作品，从而试图揭示、阐明传统文化的要义。
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这是《三国演义》最精髓的一句话，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与核心。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写的是东汉末年之事。那时天下大乱，英雄辈出，龙争虎斗。时代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天下（国家）是谁的？谁应作国家的主人？这也是《三国演义》所提出的尖锐的问题。
从正统讲，汉献帝是“天子”（“天子”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意即天之子。天是最公平、最正直、最大公无私的。皇帝受命于天，作为天的儿子，代天牧民。），但当时的天下已经不是他的了；董卓、袁绍、吕布、曹操、孙权、刘备等等，都想战胜对手，成为天下的主宰。伴随着这种形势，孔明、张松、华歆等人，在不同场合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话。这三人的政治身份、态度不尽相同，却都说出同样的见解。这种见解是从《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衍化来的，符合传统文化的本义。“尧舜”是圣贤，也是天子，人皆可以称王称帝，便成了举世认同的思想。《三国演义》这种思想是很了不得的，它和陈胜吴广所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样，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
《三国演义》的本意，不在倡导人人都去争天下，而是宣扬“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观念，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双向选择”，有句话很有名，就是“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亦即臣子选择君主的权利。这种观念是《三国演义》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可以举几个例子。“贤臣择主而事”的典型是赵云。他原来是袁绍的部下，在“奔走四方，寻主事之”的过程中，虽一郡之人皆愿倾心归附势大力强的袁绍，以为投奔他会有好的前途，而赵云却独回心投奔穷途的公孙瓒，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这是他的第一个选择。后来发觉公孙瓒亦为袁绍等辈，他又毅然弃之投奔了刘备。赵云选择的标准，就是所奉对象是否为明主，是否仁义，能否寄托自己的理想，实践自己的抱负。
再如诸葛亮，是个很有韬略的人。但晋初士大夫“多讥亮托身非所”，甚至说若“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陈群）、司马仲达（司马懿）所能颉颃”。以诸葛亮之才略，若追求个人功业，委质魏氏，投靠东吴，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乐毅自命，以兴微继绝为己任，在刘备极为困顿的时候，看中他是寄托理想的明主，毅然决然地担当起辅佐的重任。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反面的典型是田丰。他本是袁绍的谋士，尽心竭力，却为袁绍所忌，终至杀害，临死时讲：“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者，是无智也；不识嫌疑而进之者，是不明也。”《三国演义》又引用孙盛的话说：“诸侯之臣，义有去就。……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也”。这种“背暗投明”的思想，同正统的“愚忠”相比，无疑是一个大的飞跃。
《三国演义》最推崇刘备，肯定刘备是“有道之君”，是值得为之效忠的“明主”。有道无道，以什么为标准？以对人民大众的态度为标准。刘备固然算个七弯八拐的“皇叔”，但他不是靠皇叔取胜的。他是“贩履织席为业”，早已降落到底层的手工业者，他靠对民众的关切来赢得民众的信赖。“诸葛亮舌战群儒”，陆公纪曾以“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相讥，诸葛亮坦然答道：“昔汉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长，宽宏大度，重用文武而开大汉洪基四百馀季。至于吾主，纵非刘氏宗亲，仁慈忠孝，天下共知，胜如曹操万倍，岂以织席贩履为辱乎？汝小儿之见，不足共高士言之”。刘备樊城之败，十几万民众要跟他走，行动迟缓，跑了二十多天，被曹操一日一夜赶上了，连诸葛亮都要他放弃民众，而刘备不肯为之。有个叫习凿齿的历史学家，说：“刘玄德虽颠沛艰险而信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所以，刘备是可成大事之人。
区别“明主”与“暗主”的分水岭，是“义”与“不义”。如董卓，去打黄巾，又怕死，将社赛村民，“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回。”在董卓无数不义行为中，害民比起篡国来，更为大不义。
吕布生得器宇轩昂，一表非凡，武艺超群，力敌万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凭借天赋的优势，加上有心怀忠义、识见高超的陈宫辅佐，未尝不能一展宏图。然而，吕布却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反复小人。他作为丁原的义儿，支持过他反对董卓，当董卓送上名马金珠后，便翻手之间杀了丁原，转眼又拜董卓为义父了。后来中了王允的连环计，又把董卓杀了。这种毫无气节、纯粹为一己私利驱使，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吕布的不义，品德恶劣，终于使他陷于众叛亲离，殒命白门楼，受到千古读者的唾弃，是十分自然的。
总之，《三国演义》的要义，可归结为对国家的态度。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不属任何具体个人。谁能主宰国家，关键在于对民众的态度如何。关心民众、以仁为本的，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进而得到天下。反之，则不行。这就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启示。
二、“四海之内皆兄弟”
有关人的本质有很多种定义，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不是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称为“伦”。“伦”，有辈、类的意思，又有条理、道理的意思，最后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水浒传》好讲的东西有很多，长期以来，都说它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而我觉得，《水浒传》的本质是一部社会小说。大家想想，《水浒传》最生动、最重要的情节，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杨志卖刀杀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斗杀西门庆，还有林冲的故事，多发生城镇里，如东京、渭州、江州、大名府等，换句话说是发生在市民社会里。列宁说，农民就好像麻袋里的马铃薯。而市民不一样，它有集成的社会关系，要交换、有分工。所以，《水浒传》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表明社会活动的广泛、社会联系的广泛。而农民背朝黄土脸朝天，不愿意背井离乡，就没有“四海”观念。《水浒传》的精神提倡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了困难，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你说谢谢，他回答不要谢，“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特色。
《水浒传》的核心就是提倡“义”。这里的“义”包含：处理“义”与“利”的矛盾时，要舍利以取义。即为他人而“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这些都是崇高的美的行为。
比如，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因为经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流落郓城的阎公阎婆等。还有一条需要注意，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案子可重可轻，但他并不仗势欺凌百姓，“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宋江还能平等待人，始终如一，“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十分敬重他，非怪武松要满口称赞“是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再如，鲁达为什么可爱？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虽官居提辖，却没有家庭产业，只是一味见义勇为，抱打不平。他的身份很奇怪，其实是小说创造出来的见义勇为的典型。当鲁达和史进喝酒正在兴头上，被一女子的哭泣搞得很烦，尔后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还三拳打死了这个恶霸。这是《水浒传》最精彩的情节之一。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鲁达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与金翠莲没有任何关系，总是“没事找事”，解脱平民于危难之中。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慨，是他赢得人们热爱的根本原因。
《水浒传》的最大亮点是“除暴安良”。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最是安分守己的，非常善良、勤劳、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这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四个字千古闪光，赋予了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电视剧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不合《水浒传》本意。“逼上梁山”，一个“逼”字，说明反抗是被动的。这其中的最大体现者是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一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后，高俅得知不仅不好好管教，居然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陆谦卖友求荣，设计让林冲误入白虎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八个字不要轻轻放过。陆谦的卑鄙行径，受到古今读者一致的鄙夷，这就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深意。现在流行翻案风，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但没有人会为陆谦翻案。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有弱势群体需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进行救助；许多公益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加以支援。总的来讲，建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繁荣，是《水浒传》给我们的启迪。
三、“四方民物俱昭融”
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民”，即人。“物”，是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昭融”包含发扬光大，也包含和谐亲密之意。我们知道，人类是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从本质上讲，《西游记》讲的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西游记》的主体情节是唐僧西行取经，但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