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运河
散文天地
王玉清散文三则
岁月勾沉
前几天,几个有过当兵经历的好友在一起小聚,各自畅谈起当年的从军经历,也勾起我对自己入伍过程的回忆。
说起我当兵,并非一帆风顺,过程颇有些曲折,我是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才好不客易穿上一身绿军装的。
对于当兵,从小我就抱有强烈的愿望。六三年在小学快毕业时,听到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事迹后,那时我就想,长大后我一定要当名解放军战士,像雷锋那样,在部队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上中学后,陆续知道了王杰、刘英俊等人的英雄事迹,尤其看了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更使我心潮澎湃,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我想:解放军真是一所铸造英雄、锻炼人生的革命大学校,将来到了入伍年龄,我一定要从军入伍,在部队这所大熔炉里苦练杀敌本领,锻练成长,成为像雷锋、王杰一样的革命战士(不是拔高,当时思想单纯,真是这样想的)。
转眼到了六八年初,当时学校已停课两年,学生们无所事事,大多数学生参加了各种红卫兵组织,在学校瞎掺和,今天搞大批判,明天搞军训,无法正常上课。有的同学运动搞烦了,干脆回家种地,挣起了工分;而我们家在城里的同学,不少都找个临时工干干,好歹一天挣个块儿八角,也能补贴家用。当时学生们思想迷茫:文革运动何时告一段落?学生们路在何方?……正在这时,传来了部队征兵的消息,听到消息后,我心中马上有了想法;反正学已经上不成了,与其闲着晃来晃去,不如报名当兵去,就这样,我毫不犹疑地立即到学校报了名,并参加了统一体检。
当时体检就在县委大院,体检结束,各项指标正常,身体没什么毛病,但体检过程却有小的波折:检查血压时,测量血压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血压有点高(低压不高,高压),让我过一会重测。在门外等候的时候,发现还有几名同样情况的同学,不知谁说了句“喝醋可降血压”,我们几个到市委的伙房(离的很近)要了点醋马上喝了下去,还真起作用,过了一会,几个人进屋再去测量,都血压正常了。
还有一项是测试听力,检查时我一进屋,发现工作人员是我的好友夏广泰的二姐夏广慧,广慧二姐与我同院,两家关系很好,她视我为小弟,看见是广慧二姐负责测试听力,我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下来。可能是太放松了,反而出现了问题,测试时广慧二姐开始说了几个词我都回答正确,但说到最后一词“井岗山”时,我听的不十分清楚,便答道:“山头”,连听三遍都是如此,气的广慧二姐说道:“山头、山头,还山尾巴呢?”当然,广慧二姐还是给我盖上了听力正常的章,使我体检顺利过关,但晚上回家她一说起这事,顿时成了全院老少的笑柄。
体检结束后,我就在家中耐心等待,几天过后,听说学校开了由部分师生参加的征兵座谈会,征求师生对体检合格学生的意见,在军代表公布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又过了两天,一名负责接兵的解放军(穿四个兜的上衣,是个干部)到我家走访,他简单地询问了我家的基本情况,最后走时让我听候通知。我听到以为大有希望,便高兴的在家静候佳音。谁知过了几天入伍名单一公布,没有我的名字,别人都收到了入伍通知书,我也没收到。当时我情绪一落千丈,不知是何缘故。后来听别人说接兵部队掌握一个原则:家中只有弟兄一人的一般不予批准入伍。就这样,六八年我失去了当兵的机会。
转眼一年就过去了,到了六九年初开始征兵时,我当时正在上学(在电机厂中专学校就读),属在校学生,不在征兵范围。开始我也不报任何想法,突然有一天,同学乔立山(他与我一样在校就读)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当兵?我说:“像咱们没毕业的学生不在范围,想也白想。”但他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小声告诉我,咱俩可找所在街道偷偷报名,参加体检(当时我俩虽粮食关系在电机厂,但户口还在原籍),我一听这办法很好,就按他说的办,第二天就到所在街道找到街道主任报了名,随后便参加了体检(那年体检在现在的市政对门,东方红影剧院北边),体检完全合格,乔立山也一切正常。体检结束后,我俩继续在电机厂技校上学,那时课也不正常上,经常去車间劳动,有的是闲功夫。乔立山心眼多,两次趁晚饭后领我去找征兵的解放军了解情况,还领我到他老同院玄成烈家中打听讯息(玄成烈是复退军人,当时抽调到征兵办公室帮忙)。当时我信心满满,觉的体检合格,又有乔立山出谋划策,估计这次当兵十拿九稳了。谁知过了几天一公布,还是名落孙山,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满腹疑虑地回到家中,找到街道主任一问,理由还是与上次一样,弟兄一人的不予批准入伍。回校一问乔立山,他也榜上无名,未被批准。
两年体检,同一理由被刷了下来,严重挫伤了我的入伍积极性。我心想:今生今世,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又过了一年,到七○年初征兵时,按照中央统一部暑,大中专学校统一提前毕业、我面临着工作分配等现实问题,根夲也没去想当兵的事。有天我回家,正巧我的大外甥(他在聊城,比我小三岁,刚批准入伍)穿着新发的军装来到家中与我们告别,他将原来用的皮带和部分衣物留给我用,看到穿着军装的外甥,我想:看来舅舅当兵的心愿,只有靠外甥来完成了。
中专毕业后我留厂工作,工作不久厂里成立基干民兵组织,南区几个大厂组建了一个基干民兵连,我厂为一个排,我们几个留厂工作的同学都成了基干民兵。当时重视基干民兵建设,每周要开一次会,还要参加一些活动。有一次市里组织基干民兵拉练,大家背着步枪步行到八岔路乡又原路返回,几十里的路程,因我有徒步串连的经历,所以也没有感到疲劳,我当时想:这辈子没当上兵,就过过民兵瘾吧!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那年国庆节刚过,我因扁桃体经常发炎,医院作了切除手术,手术两天后身体就无大碍。大约下午两点多钟,我便想回家看看,刚走到大众公园南门口,便见技校同学栾金生骑车从后面追来,我忙停下脚步询问何事,他告诉我聊城军分区计划在各县市招收一批文体骨干,条件是有文体特长的高初中生,待培训一段时间(也就是新兵连集训)后便正式入伍,在本地区当兵。因他蓝球打的好,厂领导同意他参加体检,但他眼近视,怕体检过不了关,想让我冒名顶替,替他体检。同学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马上痛快的答应下来,并由他立刻骑车带我去体检,体检站就在五中,到了学校门口刚一下车,就看见我厂革委会副主任、主管民兵工作的范庆成站在大门口,他见到我便说:“玉清,你来的正好,分区要文体骨干,招的人员还不够,你蓝球打的好,符合条件,马上随我进去体检。”听了他一番话,我只能实名体检,无法完成同学交给的任务了。栾金生又急中生智,马上物色了新的顶替人员,找他的中学同学王文祥去了。范庆成带着我走进体检室,向武装部人员报上我的名字,然后由医务人员逐项体检,体检各项指标正常。武装部的同志对我说,回去听通知吧,我就医院。
两天后,当我办完出院手续,正准备回厂上班时,厂里派人通知我:接武装部通知,后天(即十月十八日)九时到武装部报到,十时由武装部统一派车,送到聊城独立营参加培训。
接通知后,十八日我准时到武装部报到,十时便坐上了开住聊城独立营的班车,从此开始了我的新兵连生活,新兵连集训两月后,我便正式入伍了。
回忆起这段当兵经历,自己有时不免有些感慨:想当兵时,无论怎样努力却当不上;不想它时,它却不期而遇。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这大摡是命运的安排吧!
想起当兵时的几件事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经过近三个月的新兵集训后,我被批准正式入伍,戴上了帽徽领章,随即被分配到茌平县中队(即现在的县武警中队)。县中队日常工作是看守拘留所,并担负逮捕、押送犯人的任务。军事训练除练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外,还主要学习擒拿、格斗、捆梆、空手夺刀、夺棍等擒敌要领。
入伍后由于我工作表现积极,军事训练刻苦,有体育运动特长(爱打蓝球、乒乓球),文化程度在全中队最高(当时中队战士全部来自农村,老兵小学毕业的就很少,有的没上过学,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就是同我一起入伍的新兵,文化程度也普遍不高),在入伍后第一次实弹射击时,百米有依托,六发子弹我打出了57环的好成绩,成绩比训练有素的老兵还好。这一切,都引起了中队领导的重视,入伍两个多月,我就入了团,入团不久的一天,队长把我叫到队部,队长和指导员两人同我谈话,肯定了我入伍以来取得的成绩,并通知我,原任中队文书提干,去武装部政工科当干事,经中队党支部研究决定,空缺的文书一职由我代理,过一段时间县武装部党委研究后再正式下文任命。
我听后大吃一惊,文书虽只相当班长职务,但却是全中队的中枢,队长、指导员的助手(当时中队只有队长指导员两位干部,辖两个班20名战士),是名符其实的“三把手”,管着全中队的后勤和文秘工作(现在县武警中队都有专职司务长,为干部身份)。当时,中队还种着十二亩地,喂着十几头猪,有三分菜地,这些副业都须文书过问,作为城市入伍的我对此却是一窍不通,想到这里,我忙向队长指导员推辞,说明自己只是一个新兵,能力不够,胜任不了文书职务,而两位领导不容我说完,马上命令道:这是中队党支部的决定,作为一名战士,必须无条件服从。没有办法,我只能应承下来。
第二天,急于去武装部赴任的老文书向我简单的交接了帐目,扼要地介绍了文书的职责和工作,就匆忙离任了。在履行新任职务的最初一段时间,我有些手忙脚乱,摸不着头绪,但经过不长时间,我便进入了角色,工作也有了起色。我向银行的同志学习如何记帐,怎样打算盘和开据支票等财务基夲知识;向农村籍老战士学习农业常识:何时种玉米和小麦,何时浇灌和打药,什么季节种什么莱;同炊事员共同制订每周菜谱,努力改善战士们的伙食;经过中队领导批准,我还在集上花块钱买了头驴,每月按时赶着驴车去博平酒厂拉趟酒糟(猪饲料),平时用它往地里送肥料(猪粪),拉回玉米小麦,去粮所和煤场,往中队拉回买的煤和粮,有时武装部还借去使用,这样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闲暇之余,我就抽空参加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有时去伙房帮厨,忙时还要参与执勤和外出逮捕、押送犯人等任务,由于我很快胜任了文书这一角色,入伍不到半年,县武装部党委正式下文任命我为茌平县中队文书。
我入伍时是文革时期,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中队每天要“天天读”,几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思想政治教育,每次教育都由县武装部派专人组织和督导,有学文件、谈体会、写心得、表决心、作总结几个过程。记得有一次政治教育,由于我的善意提醒,使我后来成为每次政治教育的实际组织者。一九七一年九月出现林彪叛逃事件后,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我们中队也不例外,队长指导员参加武装部的教育学习,中队战士们则在武装部政工科钱干事的组织下进行教育活动。文件又多又长,钱干事在前面边念边讲解,我们坐在对面认真听,听着听着我就有些不明白了,有的词我根本没听过,又不好意思当面问,中间休息时钱干事上厕所,我趁机看了一眼中央文件,发现有不少字钱干事念错了,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剖”字,而他却读成“刮”,他把“解剖”念成“解刮”,把“剖析”读作“刮析”,等他回来,趁无人之机,我悄悄指着“剖”字对钱干事小声说道:这字念“剖”不念“刮”(我说的比较委惋,怕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听后脸微微一红,把我拉到门外,低声告诉我,他文化不高,小学没毕业,文件上有些字根本不认识。他想了一下,马上决定由我接下来领读文件,这样,我从旁听生成了领读者,最后思想教育结束,夲应由钱干事写的向武装部党委的汇报总结也由我代劳,后来,钱干事还去聊城军分区参加了思想教育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发言稿也是由我偷偷代写的(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不然会影响钱干事的进步),难认的字我在后边都注写了同音字。
从此,我与钱干事成了朋友,每次去武装部办事,只要看见我,总要拉我去他办公室聊一会,有时还去乒乓球室,挥拍打个几个回合,当然,钱干事有事找我(都是写材料),每次我都有求必应。通过那次教育,也养了惯例,后来凡是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哪个干事来组织督导,都由我念文件,作总结,写汇报材料,武装部的干事省去了不少脑力劳动,求之不得,我也乐于“为他人作嫁衣裳”,正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平时我主要忙于中队的后勤和文秘工作,但到麦收、秋收期间,战士们不仅执勤站岗,还要干地里的活,人员忙的拉不开栓,这时我会主动请樱,参加执勤押解任务。有一次麦收期间,中队战士都在地里干活,我也正在伙房准备午餐,突然接到去肖庄公社(与临清东部侯寨子搭界)执行逮捕押解任务的通知,我便主动请求队长执行这次任务,经队长批准,我与一名战士到了肖庄,公社公安助理向我俩介绍了基本情况:罪犯(现在叫犯罪嫌疑人)人高马大,横行乡里,作案多起,此人会武术,腰里经常别着刀,谁也不敢惹,家就住在肖庄公社不远处,公安助理向我俩介绍情况后建议我俩智取,不宜强行抓捕,我听后让公安助理派人去他家通知,就说来公社办公室核实情况,我和另一名战士则分别埋伏在办公室屋门的两旁。不一会那名罪犯大摇大摆来到门口,迈进一只脚,另一只脚刚想落地,我一个扫蹚腿把他摔了个狗啃屎,鼻子瞬间冒出鲜血,我俩急忙上前,骑在他身上,三加五除二,不到三十秒,就把那个庞然大物捆的结结实实,给他鼻子里塞了些棉花,随后坐上肖庄去茌平县城拉化肥的拖拉机,安全返回了中队驻地。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顺利,得到了中队领导的口头表扬,称赞我不仅本职工作作得好,押解任多也完成的漂亮。
在中队担任文书期间,我还经历了一件事,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这事发生在一九七二年清明节前后,当时地里小麦需要浇灌,但正赶上中队任务多,人手忙,战士们都抽不出身,我便与队长商量办法,队长建议在拘留所提几个犯罪较轻的在押犯人去完成这项工作(这是政策不允许的,如上级知道要严厉批评,甚至给予处分),我犹疑再三,答应下来,于是我手执步枪,押着五个犯人拉着一辆地排车,绕道糖厂,先借台电动机,然后再去离城三里多地的麦地。在糖厂搬抬电动机时,猛然看见写着“临清电机厂制造”的商标,我一楞,脑子一走神(我入伍前在临清电机厂工作),电动机脱手,正好砸在我的脚面上,痛的我大叫一声,脚面顿时肿了起来,我摸了摸,骨头没事,但无法行走,怎么办?我脑子飞快地转动,浇地任务必须完成,可我现在这种情况如何完成任务,必须想出妥善办法,我立即作出决定:让两个人把我抬到地排车上,步枪上了刺刀,子弹上了膛,荷枪实弹,命令他们把我拉到麦地,在地头,我向他们布置了任务,两人一组分在南北两处浇水灌溉,我在南边高处执抢瞭望,让袁恆绪站在北边看守(此人是老八路,十四级干部,文革前任县水利局长,文革初期写大字报时少写一个字,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不”字漏掉,因此被捕入狱,在拘留所里表现很好,后来平反,与中队战士成了朋友),袁恆绪很负责,我俩南北呼应,互相配合,认真观察其他四人的一举一动,经过半天时间,地里小麦全部浇灌一遍,我这才又坐上地排车,押解五人返回中队,回到驻地,里面衬衣己经湿透,我终于松了口气,不用提心吊胆了,事后才有些后怕,万一发生不测,哪个犯人趁我脚伤之际出逃,而我又无法追赶,那可就惨了,要知道,犯人出逃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要通报全省军区系统,责任人要严肃处理,到那时不仅我的军籍不保,队长指导员也难咎其职,轻则摘去“乌沙”,重则丢掉军籍、党籍,遣返老家劳动改造,谢天谢地,幸好安然无恙,一切都没发生。
尽管退伍己四十多年了,但回忆起当兵时的这些事,象昨天发生的一样,印象还很深。
军营里的业余生活
我在茌平县中队服役期间,由于受当时生活条件的限制,中队各方面设置都十分简陋,只有两排旧房子,一个院子,既无收音机广播,也无书籍报纸,仅有的一副象棋,也是战士们从家里带来的,每天除了站岗执勤,军事训练,政治学习(主要是天天读,即学毛主席著作),业余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那一批新兵到来后,因大都爱打蓝球和乒乓球,为活跃业余生活,中队领导找了副武装部废弃的旧蓝球架子在院子两头固定好,算是有了一个不标准的蓝球场,又在两间小屋里放上一块大木板,中间摆上几块砖(后来买了乒乓球网),也算有了乒乓球室,但老兵们入伍前大都来自农村,没接触过这些“洋玩艺”,所以他们对蓝球、乒乓球并不感兴趣,过了一段时间,经过观察,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摔跤。
他们的摔跤方式,不像天津天桥摔跤把式那种先跳跃几下,然后再去抓住对方,设法将对方摔倒,而是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一对一摔跤,即两人先互相抓住对方的肩部,比赛开始后双方同时发力,采用抱摔、吊腰、使绊、别腿等多种动作,谁先将对方摔倒在地谁为胜方;二是二对一摔跤,即一方自恃力量强大,向二人同时挑战,这时两人中一人与对方在前面互抓肩部,另一人则在后面抱着对方的腰,比赛规律也是谁先将对方摔倒则为胜方;还有一种摔跤方式,即第三种方式,就是双方实力悬殊,强者让着弱者,弱者一方在后面抱住对方的腰,比赛规律与前两种方式相同。比赛时间大多在地里干活中间休息时,选择的地方也都是土地松软的暄土地,这样摔倒在地既不疼痛也不至于摔伤手脚,在中队近二十名战士中,早我一年入伍的陈江明应算是摔跤高手,他是从胶东平度农村入伍的,身高一米六五左右,身材瘦小,但非常灵活,在与大家的多次摔跤比赛中,他鲜有败绩,很少被人摔倒。一次我们在地里撒肥料,中间刚休息,大家就心照不宣地摔起跤来,在摔倒几个对手后,可能陈江明把那几个手下败将摔腻了,己没有新鲜感,想换个新对手,突然对我说:文书(我当时的职务),咱俩摔一跤(对于摔跤,我向来是只看不摔,总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他见我没什么反映,又采用激将法,他让我抱他后腰摔(既第三种摔法),见我仍无反映,又说道:如我输了,你剩下的活我全干了,我赢了算白赢,这时大家纷纷起哄,有的还激我的火,说我是懦夫,不敢应战,事情己到这份上,我再不应战就显得太窝囊了,当时也确实激怒了,我一米八的个子,还怕他一米六的小个子?再说还让我抱后腰,于是我勒紧腰带,马上应战。比赛开始,我抱住他的后腰,打算把他高高抱起,然后猛用力把他摔倒地下,不料他有备而来,我一抱他的腰,他的右腿便紧紧缠绕住我的右腿,使我无法把他高高抱起,我有劲使不上,辗转腾挪,什么招我也用了,就是无法将他摔倒,这样僵持了几分钟,我始终拿他毫无办法,正在苦苦思索良策之际,趁我不注意,,他脚下猛一用力,使了一个绊,把我一下子绊倒在地,他取得了胜利,从此更奠定了他“中队跤王”的称号。后来他告诉我,在他老家农村,一般男人都爱摔跤,就是大姑娘小媳妇,在生产队干活休息时,也会摔上几跤。摔跤好的小伙子,找对象也好找。
打乒乓球,这是我在中队业余时间经常参加的活动,由于它不受天气、场地限制,参与人员又不多(只限两人),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找对手挥拍打上几局,打了不久,我便失去了在中队打乒乓球的兴趣,倒不是我嫌乒乓球案子不标准,而是没有与我水平接近的对手,大家都知道,如果对手实力太差,就会失去打球的动力。后来我发现,武装部有几个参谋干事爱打乒乓球,水平也不低,我与他们交手几次,旗鼓相当,难分仲伯,自此我兴趣大增,只要有机会,我就与他们打上几局,经常打得难分难解,互有胜负。
偶然的一次机会,我还参加了聊城军分区组织的乒乓球比赛。一九七二年五一左右,早上我骑车去聊城军分区后勤部,有几件雨衣需要以旧换新。办完事后听说大礼堂里正进行乒乓球比赛,我便前去观看,刚一走进礼堂门口,政工科郭家秀科长就发现了我,他招呼我抓紧走到他身边,告诉我这次军分区乒乓球比赛,他带两名选手代表茌平县武装部参赛,其中一名选手因闹肚子临场发挥不好,影响了全队的成绩。如此下去,茌平代表队有全区排名垫底的可能,他见我来到比赛场地,如发现救星一般,临时决定要我替换上场,领导的话就是命令,我马上脱去外衣,借了拍子,没作准备活动就仓促上阵,开始有些紧张,有几个球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但我很快镇静下来,稳住阵脚,稳扎稳打,一分一分的咬,一分一分的夺,终于连胜两局取得了胜利,为全队取胜拿下了关键的一分,郭科长看我发挥正常,紧接着又让我参加了和另一个队的比赛,我也不负众望,虽然打得艰辛,但有惊无险,最终获胜,这样,茌平县代表队排名全区第五,成绩还算不错,避免了当“副班长”的尴尬。当我“班师回朝”返回中队时,郭科长己在电话里向中队领导介绍了我在乒乓球比赛中的表现,得到了领导的首肯。这次我借出差之机,意外当了一次运动员,既完成了出差任务,又过了一次打球“瘾”,可谓一举两得。
在中队,参与人数最广泛的运动还是打蓝球,我刚入伍时,老兵对打蓝球还没兴趣,但见我们几个新兵打的有声有色,他们也渐渐参与进来,有空就拿起蓝球拍几下,往蓝圈里扔着玩(动作不规范,像扔不像投),入伍不长时间,我们中队便成立了一支蓝球队,经常外出(因中队蓝球场不规则)与县里几支强队进行比赛(当时茌平有名的球队有水利局、化肥厂等球队),战绩胜负参半,一九七一年度茌平县兰球比赛,我们中队荣获第二名,我还为此被吸收进县蓝球队,外地球队来茌平比赛,我经常作为主力队员首发上场,而其中一次的对外比赛,使我至今难忘。
那次是聊城地区蓝球队来茌平比赛,我身披茌平县蓝球队十号战袍先发,上场应战,对方防守我的是当时聊城地区蓝球队的主力、也是临清蓝球队的后起之秀马强,他与我家住邻居。刚打了几分钟,我接球后准备虚晃一枪,作个假动作,然后突破上蓝,谁知我一晃,马强用手一挡,手碰到我的额头上(当时正值青春期,脸上长了不少小疙瘩,即青春痘),头上的一个小疙瘩破了,流了点血,,别人马上替我上场,我下场处理了一下,一会血止住就没事了。中间半场休息时,马强还问我伤情如何,我如实相告,这事就过去了。
大概过了四、五天,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在伙房帮厨,突然一名战士跑来告诉我,我母亲来到中队,我很吃惊,不知母亲为何突然“造访”,我马上迎上前去,把母亲接到屋里,待她老人家喝了囗水后我问她此行原因,母亲告诉我她前两天在街上碰到马强,马强告诉她,我打球时头碰破了,她听后坐卧不安,两天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星期天一早便匆忙赶来,看我伤情究竟如何,我听后哭笑不得,一点不足掛齿的小伤,竟害的母亲茶饭不思,寝食不安,我心中非常难过;她老人家年过六旬,小脚老太,平时很少出门,听说儿子有伤,竟步行走到临清车站,驱车百里,下车后又迈着小脚,一路打听来到中队,母亲啊,您真是太伟大了!您的“涌泉”之恩,我“滴水”未报,“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作为儿子,我只有好好工作,积极上进,才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
母亲在中队只待了一天,见我确实伤无大碍,便要回家,在我的一再挽留下,母亲又住了一天就返回临清了(家中还有一摊子事)。她走后的好几天后,我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这件事,我永生难忘!
这就是我在兵营里的业余生活,那个时代条件艰苦,物质匮乏,当兵的人,业余生活大同小异,基本都是如此。但是我们苦中取乐,乐在其中,生活艰苦但心中十分愉快,日子过的非常充实,现在回顾军营的生活觉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对于过去那段当兵的经历,我终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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