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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佛教历史简况
崇圣寺,东对洱海,西靠苍山,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北约一公里处,点苍山麓,洱海之滨。历史上有9位大理皇帝在崇圣寺出家,在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称为“天龙寺”。崇圣寺曾以五大重器(三塔、南诏建极大钟、雨铜观音像、三圣金像、“佛都”匾)闻名于世,但崇圣寺与另外的四大重器均毁于历代的战火及自然灾害。年代,重建崇圣寺被提上日程。年8月8日,重建工程动工。年4月22日,总投资1.82亿元人民币的崇圣寺重建工程全部竣工。其所属的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1.背景:佛教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释迦牟尼自己所说的教义为原始佛教;
佛陀逝世年后,佛教僧侣集团因传承和见解不同发生分裂,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
二世纪间,从大众部中又分出大乘派,声称其教旨在于“普渡众生”,而把以前的佛教成为“小乘佛教”。
上座部认为自己始终坚持佛陀的教义,故为“上座部”。
以后大约在公元六七世纪,大乘佛教的某些部派与印度的婆罗门教相调和,形成了大乘密教。印度阿育王时期(前——年),上座部著名长老目犍连主持,行了佛教第三次集结,同时派出九团僧侣到印度各地及周围国家传教。到公元二世纪时,由于迦腻色迦(Kaniska)王的推崇,佛教更加发展。流传于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经典系通称南传佛教。
流传于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的汉语经典系及我国蒙藏地区的藏语经典系统称北传佛教。
崇圣寺,东对洱海,西靠苍山,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北约一公里处,点苍山麓,洱海之滨。历史上有9位大理皇帝在崇圣寺出家,在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称为“天龙寺”。崇圣寺曾以五大重器(三塔、南诏建极大钟、雨铜观音像、三圣金像、“佛都”匾)闻名于世,但崇圣寺与另外的四大重器均毁于历代的战火及自然灾害。年代,重建崇圣寺被提上日程。年8月8日,重建工程动工。年4月22日,总投资1.82亿元人民币的崇圣寺重建工程全部竣工。其所属的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2.云南地区流传的佛教派别齐全,有南传上座部、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滇密(阿吒力教)。
A.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传人云南的时间,应在元代,确切地说,为13至14世纪,当时没有形成大的规模。直到15世纪以后,南传上座部佛教大规模传人云南,并开始对傣族等边疆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较大影响。
a、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教义、戒律及僧侣寺庙
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教义基本一致。都讲“四谛”。“八正道”(八种通向涅盘境界的正确途径),“五蕴”(色,受、想、行、识是构成人及一切生命,以至整个世界的基础),“十二因缘”(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轮回的基本理论)。
b、傣族、布朗族信奉的佛教派别是润派,而润派又分“坝派”(村居派)和“孙派”(住田园派)。傣族称住田园派为“摆孙”(“摆”是走、往之意,“孙”是田园之意),称林居派为“摆坝”(“坝”是山林之意)。
“坝派”和“孙派”对戒律的解释有所不同,在修持和生活方式上也有区别:
“坝派”(“摆坝”)僧人一般居处山中,以托钵乞食为生,日食一餐,过午不食,不食荤,不杀生,以麂皮为坐垫,树皮为被,石头为枕,行路不左顾右盼,下山入坝不入民居,禅修中不逃避也不驱赶虫蝇猛兽,终身修苦行,很少还俗者。“孙派”僧人居处佛寺,与村民往来频繁,出家还俗较多而且自由,常主持宗教仪式,戒律较宽松。
“坝派”佛寺最初建盖在山林中,后来才逐渐在村寨中建盖,无寺奴,也无寺产。“孙派”佛寺则一开始就建盖在村寨中,通常均有寺奴和寺田,僧侣个人或养马,或经商,或放高利贷,并收取群众布施的财物,故不少人都有个人财产。
“坝派”为男孩举行升沙弥仪式时,要骑马去,人寺诵经时着俗装,仪式结束后再换袈裟。“孙派”(“摆孙”)则由人将儿童背着去,诵经时虽着俗装,但要袒露左臂,也是仪式结束后才穿袈裟。
大乘与小乘的区别:大、小乘也有不同的地方.上座部把释迦牟尼佛奉为实在的教主或传教师,不承认佛陀以外还有其他佛和菩萨的存在,佛寺里只供释迦佛像,大乘则把释迦牟尼大大加以神化,主张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和菩萨。在“法空”理论方面,上座部认为“人空法有”,大乘则认为“人法皆空”、“一切皆空”。上座部佛教崇拜佛塔、佛舍利、菩提树;注重修持,保持原始佛教过午不食,雨安居,托钵化绕等习惯。主要节日有关门节(德宏称“进洼”),阴历7月至10月举行,即雨安居;开门节,又叫“出洼”,在关门节之后.可以升和尚、办婚事、建新房。
c、傣族地区佛教僧侣及寺院制度
历史上景洪一带为孙派,勐海—带为坝派。摆奘从缅甸传入德宏,允许僧人吸烟、喝酒、骑马、饲养家禽家畜。多列又“摆多”,“多”是树林,“列”是住下,属于山林派。严守教规,见杀(牲)不吃,过午不食;寺内不准饲养家畜家禽,但可养公鸡报晓;僧侣不睡高床,不垫棉絮,不沾染金钱,不饮酒.不吸烟。耿马多列还忌说杀生的词汇,吃鱼叫做“吃扁豆”等。当多列派传入之后年左右,左抵派才由缅甸传入德宏和临沧地区,由于戒律过严,信者渐少。上座部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依附于封建领主阶级,领主则利用佛教为其封建统治服务。
南传佛教僧侣制度中的僧侣世俗化和僧侣还俗制,具有显著的地方民族特色,也是区别于佛教其他派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云南傣族地区,男性儿童到10岁左右,就须由父母及亲属举行隆重仪式,把他送入佛寺剃度为僧一段时间。
据说此举有三层意思:其一,以本人出家为僧之举来超度祖先亡灵;其二,以本人出家为僧来报答父母养育之思;其三,由于历史上没有学校之类的教育机构,男儿只有出家为僧才能学到傣文和民族传统知识、佛教知识。只有当过僧侣的人,才能算是受过教化的人,才拥有建立家庭的权力,被社会所尊重。
d、寺庙、塔
清代西双版纳有佛寺座,德宏有座。思茅、临沧两地也分别有余座。式样有宫殿式、干栏式、干栏宫殿混合式三种。佛塔的式样有群塔和独塔。著名的佛塔、寺有大勐笼寺、曼阁佛寺(宫殿式)、菩提寺(德宏芒市)八角亭(勐海)、曼飞龙塔(景洪勐笼)、姐勒佛塔(瑞丽姐勒寨)等。
e、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传统文化的融合
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对傣族地区的文化、教育、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为了学习和传播经典,传教僧侣采用巴利文字母创制出地区通用的傣文,明朝设“四夷馆”,其中“百夷馆”翻译今德宏、耿马一带的傣文,“八百馆”翻译“八百”、老挝及西双版纳傣文。佛寺不仅是讲经礼佛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学习文化知识、接受教育的学校,德宏地区把寺庙和尹校通称为“奘’,两者是同义语,许多有文化知识的僧侣利用傣文把医药知识记录下来,刻写成书。傣族还有自己的天文历法,傣族历中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成六十数作为一个循环周期的作法,与汉族农历相同,汉族在西汉时曾以子母称干支,说明汉族干支纪法很早就传入傣族地区。傣族又从印、缅等国传入天文历法知识,傣历(祖腊萨哈)元年为公元年(唐贞观十二年),以六月为岁首,新年(泼水节)在阳历四月中旬。由于有了文字,就使原来傣、布朗、德昂等族丰富的民间文学得以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还翻译了印度诗歌和汉族的《西游记》等文学作品。傣族的音乐,舞蹈、雕塑,壁画、佛像塑造、寺塔建筑也很发达。
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长期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与当地各民族特别是傣族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方面丰富了傣族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也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而使其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传统文化的融合,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传统原始宗教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仅形成了与原始宗教相互共存的局面,而且还融合了原始宗教中的某些内容,从而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表现出佛巫合一的特色。二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既促进了傣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又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并由此而促成了佛教地方化和民族化、民俗化特色的形成。
同时,正是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这种特色,使其在当地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原始宗教的融合
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无疑会对二者的相互融合产生历史的和现实的影响。一方面,在上座部佛教的神灵体系中,渗入了不少原始宗教神祗,共同受到人们的尊崇。另一方面,在傣族原始宗教的神灵体系中,也包含了许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神祗,如“叭因”即“因陀罗”,南传佛教经典称“因达”inda,亦称sakka即帝释天。
(2)、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
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与傣族原始宗教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仍保持着上座部佛教的基本原则,即严格按照佛陀的言教修习,同时,为了获得民众的认同,体现对佛陀的崇拜及弘扬和发展有关佛陀的故事,它又融合了傣族的许多民间神话故事,使之佛教化,从而使云南傣族地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带上了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浓郁的民族色彩,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
南传上座部佛教之所以能在云南傣族地区长期传承发展,历久不衰,与它融合傣族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7、现代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流传于傣、布朗、德昂、阿昌的族中的上座部佛教对其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云南上座部佛教至今仍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四个教派,即摆奘派、润派、朵列派、左抵派。从年以后,各教派均遵从州佛教协会的决议,统一举行浴佛节、人夏安居、出夏安居等重大宗教节日法事活动,呈现出各教派共庆佛教节日、僧俗群众同欢乐的新局面。
汉传佛教
综合考察南诏政权的建立与唐王朝的关系,应该说汉传佛教在南诏初期已传入大理地区。主要路线有三条:通安南道——从步头道至安宁,再至下关;通黔中及邕州道;通西川道,一为清溪关道——成都、邛崃、芦山、雅安、汉源、清溪关、喜德、西昌、盐源、大姚、南华、祥云、凤仪、下关;石门关道——宜宾、盐津石门关、昭通、赫章、曲靖、昆明,安宁、楚雄、南华、祥云、凤仪、下关。佛教主要从通西川道而来。
(二)、汉传佛教各宗在云南的发展
南诏大理以来,传入云南的汉地佛教有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其中密宗和禅宗一直流传至今。密宗兴盛在南诏大理时期,而禅宗在元以后兴盛。主要流传在滇池、洱海地区的彝、白、汉、纳西民族中。
在元朝统治云南的多年间,云南府中庆城所建佛寺约30余所,其较著名者有:
五华寺——至元十四年赛典赤建。
圆通寺——大德五年行中书省左丞阿昔思建
大德寺——至元三十年行中书省平章督鲁弥实建
圆觉寺——延枯七年建
佛严寺——元僧玄鉴建
海源寺——至正间脱欢普花建
妙湛寺——至元二十七年建
曹溪寺——宋末建,元代竣工
盘龙寺——至正七年建
普照寺——元延祜年间建
筇竹寺是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筇竹寺,位于云南昆明西郊玉案山上,距城区12公里,是中国佛教禅宗传入云南的第一寺。筇竹寺始建于唐宋年间。清乾隆、光绪年间两次重修。筇竹寺的五百罗汉分布为大殿两壁68尊、天台莱阁尊、梵音阁尊,由清朝四川泥塑家黎广修及五位助手历时七年(年-年)完成。大雄宝殿的角上有一块元朝延祐三年立的圣旨,其内容为敕封该寺住持玄坚为“头和尚”要求官员军民予以保护,并赐存《大藏经》。
筇竹寺圣旨碑
延祐三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元朝大都发给云南一道圣旨,筇竹寺住持玄坚和尚将它刻在石碑,以志此事,这便是民间所称的筇竹寺“圣旨碑”。碑文略云:“……也里要赐藏经与筇竹寺里,命玄坚和尚住持本山转阅,以祝圣寺,以祈民安。
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宗教界亦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发生了深刻的变革。50年代初,在云南全省汉族、白族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有汉传佛教寺庙余座,僧尼0余人。随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等社会政治运动的开展,佛教界也相应进行了宗教改革,废除了寺院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各种特权,认真贯彻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僧尼成为纯宗教职业者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绝大多数僧尼信徒对社会主义制度及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持拥护信任态度。这期间,昆明地区佛教界信众成立了自己的爱国组织——“昆明市佛教会”,弘伞任主委,静波、修圆任副主委,孙乐斋任秘书长。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为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年6月,云南省佛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昆明召开,会上成立了全省佛教徒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分会”。随后,部分地方性佛教协会相继建立并开展工作。这一时期,在减轻群众宗教负担,破除一些陈规陋习,建立寺院民主管理制度,发扬“农禅结合”传统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虽然也曾出现过干扰正常宗教活动的现象,但总的说来,云南汉传佛教的改革与发展是健康的。年代中到70年代,由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极左”路线的影响,全省汉传佛教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和挫折,寺庙殿宇除昆明地区的几座得以幸免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毁,佛教圣地鸡足山的寺庙建筑群更是荡然无存;经书、法器、佛像以及文物古迹遭到损坏遗失;僧尼被遣返回乡,一些知名人士受到迫害,造成了严重后果和难以弥补的损失。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重申并认真贯彻执行。我省汉传佛教界冤假错案被平反,各地一些重点寺院得到政府资助重建修复,被占房产陆续收回,各地佛教协会恢复活动,流散僧尼回返寺中,正常宗教活动恢复开展。在当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云南汉传佛教界积极努力跟上时代步伐,“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人间佛教”已成为僧俗信徒弘法利生之共识,佛教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再获新生。
3、云南汉传佛教的寺观
寺院有:圆通寺,南诏凤加异筑拓东城,建补陀螺寺以镇蛟龙,元大德五年()重建名圆通寺。筇竹寺:开山祖师为释洪镜雄辩。华亭寺、曹溪寺、祝圣寺、指林寺、感通寺。塔有崇圣三塔、佛图塔、罗荃塔、东、西寺塔、妙湛金刚塔、千佛塔.
4、鸡足山与汉传佛教
明代云南佛教较为兴盛,其中心就在宾川鸡足山。鸡足山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和鹤庆县交界处。前临苍山洱海,后靠金沙江。山势雄伟,气势磅礴。山中奇峰竞起,涧溪争鸣。从明代中期开始,就与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齐名,成为中国佛教的第五大胜地,吸引了众多佛教徒和广大游客前往朝拜游览。
云南鸡足山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地位,且明代时佛教又达到极盛,乃因为它被认为是迦叶道场,是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守金襕袈裟入定以待弥勒的地方。在《阿育王经》、《付法因缘传》、《法显传》、《大唐西域记》、《五灯会元》、《传法正宗传》等佛教典籍中,都称鸡足山是迦叶尊者守衣人定的地方。如玄奘、辩机著《大唐西域记》卷九说;“莫诃河东,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至屈屈吒播陀山(唐言鸡足),亦谓窭卢播陀山(唐言尊足)。高峦峭无极,深壑洞无涯,山麓溪涧,乔林罗谷,岗岑岭嶂,繁草被岩。峻起三峰,傍挺绝崿。气将天接,形与云同。其后尊者大迦叶波居中寂灭,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诃迦叶波尊者,声闻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脱。如来化缘斯毕,将垂涅檠,告迦叶波曰:‘……我今将欲大入涅槃,以诸法藏嘱累于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坠。姨母所献金缕袈裟,慈氏成佛,留以传付。……三脊隆起。”但正如记载所言,迦叶人入的地方是在印度,并不在云南境内。
云南的鸡足山是怎么会出现的,又怎么成为迦叶道场的呢?
有人认为,根据明代志书的载述可以看出,鸡足山在万历以前都被称为青巅山、九曲山、九重崖。但鸡足山名在明正德与嘉靖年间就已出现。清初云贵总督范承勋《鸡足山志》附会佛教,神化鸡足山,对鸡足山名作了荒谬的附会。
《白古通记》的内容主要包括:大理为妙香城,是佛教古国,旧在天竺幅员内,为阿育王故封国,阿育王时已建佛塔、佛寺;大理本土民族都是有印度血统的九隆族之裔;南诏大理蒙段相沿主大理,得佛佑且崇奉佛教;观世音菩萨,累世化现;神僧灵迹,代有出现。在叙述上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像明以前大理地区记述史事的方式一样,记述史事时参附神话传说。对一些只有史事的,则附会佛经并杂糅神话以杜撰传说,甚至杜撰历史,竭尽所能把大理说成是旧在印度境内、由得佛菩萨护佑的有印度血统的九隆族之裔居住的妙香佛国。为了说明大理是旧在印度境内的妙香佛国,(白古通记)有这样的说法:释迦牟尼佛是在西洱河证的如来位;点苍山古称灵鹫山,释迦牟尼佛曾在其上说《法华经》;鸡足山上古之世原名青巅山,迦毗罗国净梵大王因其山形象鸡足,遂更名鸡足山;迦叶尊者由大理点苍山入鸡足;阿难亲刻尊者像于华首门。于是印度地名被移到大理,大理被说成了旧在印度的妙香佛国,宾川,的九曲山,被叫成青巅山和鸡足山,成丁迦叶守衣人定之处。当然,九曲山被《白古通记》说成足迦叶守衣人定的鸡足山,无疑也因其“峰岳攒簇,状若莲花”,远远望去,“前伸三峰,后拖一岭,形象鸡足”,有称名为鸡足山的自然条件。只是这种称名是在明初那种特定情况下由《白古通记》完成的。
6、鸡足山佛教的兴盛
从明代永乐至正统间少林寺了通、了晓两和尚重新建造石钟寺后,云南鸡足山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中,仅在嘉靖年间,就建造了迎样寺、观音寺、九莲寺、报恩寺、放光寺、传衣寺、华严寺、寂光寺、迦叶殿、觉灵寺、怀恩寺等11寺,圆净庵、五华庵、无我庵、净觉庵、极乐庵、牟尼庵、法华庵、天竺庵、海会庵、云苍庵、净云庵、圆通庵、万松庵、开化庵、云溪历年间,又新建了祝国寺、白云寺、法名寺、大觉寺、悉檀寺、燃灯寺、三摩寺、雷音寺、拈花寺、大圣寺、广恩寺、翔龙寺、白鹿寺、威音寺、慈圣寺等15寺,补处庵、幻住庵、法界庵、龙泉庵、大智庵、宝莲庵,万寿庵、乡云庵、灵源庵、妙觉庵、云海庵、无住庵、凌霄庵、慧灯庵、积行庵、水月庵、曹溪庵\功德庵、藏头庵、观音庵、净土庵、慈圣庵、奉真庵等23庵。井有轩、亭、角、堂、坊、塔、殿等余座。可以说,鸡足山上八大寺,三十四小寺,六十五庵院,一百七十余静室,大部分都是明嘉靖万历间(——年)建造的。
应朝廷和僧人之请,明代统治阶层先后颁赐藏经给鸡足山寺院,计有:华严寺,万历十年()和万历十四年()分别颁赐一部;大觉寺,万历十七年()午颁赐一部;放光寺,万历二十九年()年颁赐一部,悉檀寺,天启四年()颁赐一部。
另有僧人发愿请来的藏经:悉檀寺一部;传衣寺—部;寂光寺一部;石钟寺一部;迦叶殿一部;金顶寺一部。一时间,鸡足山藏经遍布,学术气味非常浓。较著名的憎人如本贴定堂善讲(楞严经),并刻有{楞严会解},儒全用周也讲《楞严》,一时宗风大振;释禅本无习静参禅,深研经藏,着有《楞严忏法》、《风响集》、《老子玄览》、《禅林佛事》、(因明论随解标释)等书;周礼彻融参学于鸡足山,后著曹溪一滴)、《谷响集》、《梦语摘要》及《语录》等。他们在山讲经、著述,宣扬佛法,吸引了大批僧俗,进一步促进了鸡足山佛教的兴盛。
二、藏传佛教
噶丹·松赞林寺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康区有名的大寺院之一,还是川滇一带的黄教中心,在整个藏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小布达拉宫”。该寺依山而建,外形犹如一座古堡,集藏族造型艺术之大成,又有“藏族艺术博物馆”之称。该寺又称归化寺,距中甸县城5公里,是一座古镇规模的古堡群建筑。于公元年(藏历第十一绕迥阴土羊年)兴建,公元年(阴铁鸡年)竣工。五世达赖喇嘛亲赐名“噶丹·松赞林”。
(一)藏传佛教入滇及其部派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是由传人我国西藏地区的印度显密两宗佛教,与汉地北传的大乘佛教以及藏族固有的本教长期斗争和互相融合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佛教,主要在以西藏为中心的藏族地区形成和发展,并逐渐传播到了邻近的一些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在云南,藏传佛教主要流传在以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中心的滇西北地区,除藏族外,在迪庆州南部的傈僳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北部的怒族、丽江地区的纳西族(含摩梭人)和普米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这一地区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从区域和民族来分,云南的藏传佛教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中心,并及毗邻的西藏芒康等地,以藏族为主的藏传佛教。其教派有: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此外,还有古老的本教残余“黑本”和“白本”;演变了的迪庆藏族民间宗教,“仓巴教”和“顿巴教”。二是以云南丽江县为中心,并及迪庆维西县、怒江贡山县等地,以纳西族为主的藏传佛教。其教派主要是噶举派,具体为塔布噶举系统中的噶玛噶举系(噶玛巴),分别为“黑帽系”和“红帽系”。噶玛噶举教派在丽江纳西族地区有悠久的传承史,丽江纳西族的精神文化曾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三是以云南宁蒗县永宁和四川省盐源县左所、前所(泸沽湖地区)为中心,以摩梭人和普米族为主的藏传佛教。其教派有:格鲁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其中以格鲁派和萨迦派为主,占主要地位。萨迦派现今在其他藏区已极少,但在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和普米族中却有一定的规模及影响。此外,当地摩梭人和普米族中尚有少量本教残余,当地称之为“黑教”。
上述三种类型的藏传佛教传承时间不同,彼此的规模声势也有悬殊,对当地信教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影响也是不相同的。简而言之,上述三种类型的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承情况大致如下: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传人云南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地区大致经历了四个较大的传播阶段:第一阶段为吐蕃时代,前弘期佛教及本教伴随着吐蕃与南诏政治、军事、经济的关系而传人;第二阶段为宋元时代,特别是元朝,随着元朝统一大理,管理整个藏区,扶持萨迦派在云南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发展;第三阶段为明朝时代,明朝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噶举派的噶玛巴系活佛关系密切,因而噶玛巴派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盛行;第四阶段为清代,由于和硕特部及五世达赖对整个藏区的经营以及清皇朝扶持格鲁派以安蒙古的政策等原因,而使格鲁派在滇川边境的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地区兴盛,并传承到现在。
(二)、唐宋时期本教和藏传佛教的传入
一、本教本教又称“本波”,汉文史籍多写作“钵”或“苯”,是藏族地区的原始宗教。本教在云南的兴衰与西藏本教的兴衰有密切的联系。公元7世纪初,佛教刚传人西藏不久,势力较弱。本教在与佛教的激烈对抗中占据优势地位。云南的本教崇奉“三宝”,即“本喇”(本教祖师“先绕米沃且”)、喇玛(僧侣)、“吹”(经典)。另外,云南本教很崇拜火神,特别是火塘神。他们认为火塘神与人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教的所有仪式都要宰杀牲畜,取其血、肉、肚、肠、头蹄、肝、肾分别祭供,牺牲多为牛、羊、马、猪、狗等。其他祭物多用有毒的植物,如草乌、三分三、玛桑果、白泡树花等,意为以毒克毒。云南本教的法器主要是鼓,此外还有铃、铁刀、弓等,与西藏本教的法器相同。但云南的本教无大的寺庙,当地教徒不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没有严密的组织,只散居民间,家庭父子传承,类似巫师。这些又是与其他地区的本教有所不同的特点。
二、唐宋时期藏传佛教的传人
藏传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发展,最早是在藏族聚居的迪庆高原实现的。这一地区历史上长期受西藏吐蕃王朝的统辖。约在公元6世纪前后,西藏地区已从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公元7世纪初,藏王(赞普)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势力扩展到滇西北地区,并于公元年进入洱海北部地区。两年后又在今丽江县塔城与中甸县五境之间建造铁桥,置神川都督,又称吐蕃铁桥节度,“收乌蛮于治下,白蛮贡赋”。此时,吐蕃王朝便与“西洱河蛮”相互交通,在短短的不到10年间,洱海以北的许多部落均已臣服于吐蕃
此时,吐蕃王朝便与“西洱河蛮”相互交通,在短短的不到10年间,洱海以北的许多部落均已臣服于吐蕃。据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献记载,公元年冬,赞普赤都松至绛域,攻下此地。次年冬,“赞普人治蛮,即死于此地。”所谓“绛域”,即指南诏和纳西地域,当时泛指彝族联合白、纳西等民族的联盟,其地域为吐蕃铁桥以南至大理一带。藏文经典皆言此地有一国,名为绛域。
据实地调查和有关文献的记载,在公元8世纪间,云南迪庆藏区以及洱海区域多有佛教密宗即“密教”流传。其中除了当时由缅甸传人的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而形成的所谓“阿吒力”教而外,还有一种即是藏传佛教的密宗,简称“藏密”,史称“旧密法”。藏传佛教的密宗(藏密)是在公元8世纪时,由赞普赤松德赞派人去尼泊尔请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花生来西藏传教时传人的。从印度请来的密宗大师还有无垢友、法称及赤松德赞派去印度留学的藏僧遍照护等。这是最初在西藏传播的藏密。对此,有关史料中的一些零星记载可为佐证。《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云:“《张胜温画卷》所有密教诸尊,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之佛赞普赤热巴巾继位,大力祟佛,推行“七户养僧制”之后,佛教在藏族地区获得了较大发展,迪庆藏区开始出现了专职僧侣。
公元9世纪中叶,新任赞普朗达玛推行兴本灭佛政策,禁止佛教流传,“前弘期佛教”终止。10世纪后期,佛教又在藏区复兴,是谓“后弘期佛教”的开始。1l世纪中叶以以后,藏传佛教各教派次第形成,并陆续由西藏和四川藏区两路传人云南,从而开始了藏传佛教在云南传播发展的新时期。在“后弘期佛教”兴起不久的11世纪初期,佛经译师仁钦桑波(意译宝贤)翻译了多种瑜珈密教经典,史称“新密法”。此后,瑜珈部和无上瑜珈部(尤其是其中的集密、大威德、胜乐、时轮等金刚)密法盛行于藏传佛教各派中,各派各有侧重,传承不绝。旧密法的事、行两部仅遗留各种灌顶与修法,逐渐被新密法所取代:现今云南迪庆藏区的藏传佛教各派主要是奉行新密法,当地的藏传佛教与西藏佛教—样.在教义上是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兼备,尤重密宗,并以无卜瑜珈密为最高修行次第,还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本教的某些祭仪和当地藏族、纳西族的地方自然神祗.形成了具有云南地方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
(二)、唐宋时期本教和藏传佛教的传入
三、元明时期云南各族所信仰的藏传佛教各派
1、宁玛派
2、噶举派
3、流传在纳西族、普米族中的噶举派、萨迦派
4、清代以后格鲁派在云南藏族、纳西、普米族中传播
1、宁玛派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历史最为久远的一派。“宁玛”在藏语中是古旧的意思。它标榜遵循公元8世纪时由莲花生传下来的教法,与旧密法有较多的联系,因此而被称为旧派。开创者是素·释迦炯乃。此外,又因该派僧人戴红帽,别称为“红教”。
(1)、传播和发展宁玛派约于11世纪末期传人云南藏区,主要传播者是卓浦巴释迦僧格及其弟子们(《智者喜宴》)。大约与噶举派的传人在同一时期。由于前人把当地除后期传人的格鲁派(黄教)以外的藏传佛教各派统称为红教,因而从文献史料中很难判定宁玛派传人的年代、路线和发展情况。
宁玛派在云南藏区的特点是组织涣散,分散发展,没有与当地封建势力紧密结合,寺院小而分散,没有形成稳定的寺院集团。其僧人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僧人有经典,这类经典被称为“伏藏”,据传是源于莲花生所传,朗达玛兴本灭佛时被埋藏在地下,后弘期佛教开始时被人发掘出来进行传授,因而十分受到他们的敬奉。这一类僧人因属于有经典传承的“噶玛”系统,且出家人寺修持,不娶妻,与正统的佛教僧人无异,因而在当地被称作“宁玛巴”,被认为是正统的宁玛派。
宁玛派的第二类僧人,在云南藏区被称为“仓巴”,亦称“安巴”或“汗巴”。“仓”在迪庆藏语中的含义是“偏僻幽静的修炼之所”;“仓巴”在迪庆藏语中还有“孤独”即不合群的意思。这些都与早期密教僧人多在僻静的山谷岩穴内修炼密宗教法有关。这类仓巴供奉莲花生,多为父子传承,没有固定的寺庙,但每年举行几次聚会,共同研习密教经典、仪轨。他们不注重学习佛经,亦无佛教理论,往往独自在山林岩穴中修炼密法,并靠念经咒禳灾及祭神驱鬼而利:会上单独行动,其仪式多为杀牲血祭,颇似救仪轨。他们被认为不是正统的佛教,在宁玛派中的地位较低,亦受到其他教派的轻视。
云南藏区的宁玛派僧人十分崇敬宁玛派的代表人物“三素尔”(素释迦炯乃——养子、素琼·协饶扎——儿子、卓浦巴·释迦僧格),并继承三素尔既传教义行医的传统。他们中的很多人懂得传统的密方,自己采药制成药丸为人治病,颇受群众欢迎。宁玛派寺院制度及僧侣组织云南宁玛教的僧人大致分为直格(活佛)一拉玛一翁则—格隆一奔扎(班鸟)个等级。其中,“拉玛”相当于掌教,是寺院具体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则”相当于领经师并兼管僧众纪律,由拉玛指定或在僧众中选举产生;“格隆”即普通僧侣,其中又依受戒学习的不同而分为格隆、格吹、格西三等;“奔扎”则指那些刚刚入寺、尚未到宗主寺院受戒学习的预备僧侣。宁玛派的僧侣组织较为松散,平时僧侣各自在家中从事生产劳动并为群众念经或行医治病,仅在全寺性念经活动或做法会时才回到寺中,平时仅轮流派出数人住寺护守,从事开门供灯、打扫卫生和管理信徒烧香拜佛的奉献等工作。宁玛派寺院尚未形成完整的行政组织,全寺的行政、宗教和经济事务,均由学识高深、德高望重的老僧“拉玛”主持,其下另设有为数不多的大小管事数人,在“拉玛”的领导下负责办理寺内的各项活动。
2、宁玛派寺院
宁玛派寺院尚未形成强大的寺院经济,经济组织也不完善,—.般都没有设立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仅由拉玛直接领导具体办事人员进行管理。僧众的日用口粮多由家庭供给,兼而通过外㈩为信教群众念经所得加以补偿。寺院经济活动主要是收取地租,兼而从事零星的放贷活动,收入所得用以提供集体念经灯油.食物等,并为僧众提供一定的补贴。
宁玛派各寺院的僧人,照例要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的噶托寺或西藏的敏珠林寺学习深造并获得相应的学位。噶托寺没有教学学院和训练学院,初入寺的小童跟随教师学习基本知识,到了20岁左右,正式受了沙弥36戒之后,便可进入教学学院作旁听生,被称作“格吹”,直至受了比丘戒即成了一名正式僧人之后,才算正式入学成为教学学院的学生。其后,经过显密二教至少五年的学习毕业之后,便可进入训练学院。再经过训练学院的六年学习毕业,就有资格到各个寺院担任长老一职。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云南宁玛派僧人能够到西藏敏珠林寺学习的人是很少的,如果有人能够在敏珠林寺学习八年以上者,便能得到“格隆”的称号,假如他还能继续完成密宗修习的话,便有资格成为一名“拉玛”。但对于绝大多数僧人来说,是无力进藏学习的,他们一般都是到四川的噶托寺受戒学习。而且能够完成教学学院和训练学院全部课程的人也十分有限,一般都是中途便辗学回来,其中经过三年左右学习者,回寺后被称为“格吹”,而那些仅仅受过沙弥戒或学习了一年左右者,则被称为“奔扎”。
云南境内宁玛派的寺庙有:
英主顶寺,位于德钦县燕门乡石底行政村东南的德都贡山顶上,距村公所驻地约6公里,因其位于赤尼自然村上方,有时又被称为“赤尼寺”
拖拉寺位于德钦县燕门乡拖拉村北面一个被称为“主”的地方,有时也称为“主寺”,亦称“拖拉主寺”
云登寺位于中甸县东旺乡,原是四川巴塘竹瓦寺的分寺,年以后应东旺头人以及当地属于竹瓦寺的僧侣的请求,为方便当地僧侣的活动所建,年时后建成,原名“玉丹寺”,意为僧侣聚会研习经典的地方,后因译音关系而写作“云登寺”或“云顶寺”
云南的宁玛派寺院建筑,基本上继承了藏传佛教的传统建筑风格,但由于住寺僧侣的人数有限,规模大都较小,因而其建筑布局与后期格鲁派的大规模寺院建筑的布局有所不同,主殿一般不再位于寺院的中心位置,并加以院墙护围。僧舍等附属建筑于主殿附近另成一体,形成主殿与僧舍相对分离的格局。同时,由于云南藏区的工匠历史上多有白族和纳西族,因而在寺院的局部建筑,特别是木结构部分的加工制作和雕刻彩绘方面,明显具有白族和纳西族的艺术特色。
2、噶举派
噶举派是公元11、12世纪佛教后弘时期发展起来的,属于新译密咒派。创立者先后有两人:一是穹布朗觉巴(—),一是玛巴罗咱瓦(玛巴译师)(—)。他们两人曾多次到过尼婆罗和印度等地,依止了很多名师,学习了不少密法,主要是得到《四大语旨教授》。《语旨》是佛语的意旨,由祖师口语相承,血脉不断遂称为语传,藏名叫噶举。后来香巴在后藏发展形成为一个传承系统,称为香巴噶举,玛巴在前藏发展也形成一个传承系统,称为达布噶举。虽然门户不同,但由于他们两人的大法均出自一个来源,又都亲领语旨传授,所以都称噶举巴。
3、流传在纳西族、普米族中的噶举派、萨迦派
纳西族、昔米族主要分布在藏、滇、川三省(区)交界的金抄江流域,居住地区由北向南,自然形成东、西两个居住区域。西部区域以纳西族为主,与藏族地区犬牙相交,包括丽江、中甸、维西等县;东部区域包括宁蒗县以及四川省的盐源、盐边等县.当地纳西族自称“纳日”、“纳汝”等,又称“摩梭人”,与藏族和昔米族等民族杂居。藏传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发展,大约始于宋末元初,井于元、明两朝特别是在明代,由于宗教上层以及世俗统治者的扶持而获得了极快的发展。
最早传人这片地区的是萨迦派和噶举派。最早兴建的寺院是永宁者波萨迦寺(年建),以后又在蒗蕖.挖开建造了两座萨迦寺。这些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当地的摩梭人和普米族。藏传佛教是由西藏传人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由于这一地区在历史上不仅是中原与吐蕃相互交往、争斗的要冲,而且还是汉、藏、白、纳西等民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通道和主要汇集地。因此,丽江纳西族除了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外,还深受汉、白、彝等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较之于地处偏僻、文化较为单一的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来说,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的步伐也就相对要缓慢一些。
4、清代以后格鲁派在云南藏族、纳西、普米族中传播
格鲁派兴起于15世纪初叶。它是在宗喀巴进行的“宗教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喀巴针对当时藏传佛教各派戒律废弛、追逐世俗权势、信誉低落而倡导宗教改革。其宗教理论称为“甘丹必鲁”,简称为“甘鲁”,以此理论为指导而兴起的这一教派便被称为“甘鲁派”,后衍称为“格鲁派”,意思是善规(或善律),这是从该派倡导严守戒律而来的。由于其僧侣戴黄色僧帽,与其他教派有别,故又俗称为“黄教”。此外,因为宗喀巴原来的师乘出于噶当派,而且主要依据噶当派的教义而倡导改革,因此亦有人称之为“新噶当派”。迪庆藏区统称这一派为“格鲁巴”。
“三塘”
格鲁派约在16世纪末传人云南的中甸、德钦等藏族地区。传入路线~从西藏,二从四川的巴塘、理塘等藏族地区。据《明实录》记载,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于年接受丽江木土司的邀请到云南藏区传教。此后,他又于年到达康区的巴塘、理塘一带传教,并在理塘主持建立了理塘寺。云南迪庆州的中甸县旧称建塘,藏语称“建塘宗”,与四川的巴塘、理塘犬牙交错,同为一域,史称“三塘”,均属丽江本土司的辖区。
僧侣等级分为:活佛——堪布——格西——哈朗——格规——翁泽——群则——格隆——班则九个等级。
(二)、唐宋时期本教和藏传佛教的传入
(一)、密教入云南
密教阿吒力是云南佛教的四大部派之一,它主要分布在大理及昆明地区,为白族及部分彝族、汉族所信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密教阿吒力对云南白、彝、汉等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密教阿吒力仅分布于云南地区,是典型的云南地方佛教。密教阿吒力在云南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和显著的特色。
阿吒力教
阿吒力是梵文acarya的音译,意译“轨范师”或“导师”。阿吒力属印度密教,是公元7世纪以后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其特征,主要经典是《金刚顶经》、《大日经》、《苏悉地经》。
印度密教从萌芽到形成经历了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初期密教称为古密教或杂部密教;中期密教称为纯粹瑜伽密教或正纯密教;晚期密教,即密教分化为金刚乘、时轮教。初期密教,大体上相当于厚始佛教晚期和部派佛教时期。在此时期.佛教中出现了密宗的萌芽形态,即开始吸收婆罗门教的咒术密法。
中期密教形成于公元7世纪。公元6世纪以后,大乘佛教为迎合世俗众生的信仰需求,创造了“普渡众生”、“善恶因果论”之类的简明易懂、能为多数人接受的鲜明教义和“菩萨”(已达涅槃的众生,但不住涅槃而住世间,以帮助众生获得“解脱”)的观念,使菩萨与人们更接近,僧侣也从繁琐教义的普传者变成人与菩萨之间的媒介人,具有术士与神巫的性质。这就是纯正密教的形成。公元8世纪,正纯密教又分化出金刚乘和时轮教,即晚期密教“左道密教”。8世纪初,密教以南印度为中心,吸收了民间信仰诸神的特点而形成曼陀罗组织,达到高度发展时期。8世纪后期,密教又传到东印度,分化为金刚乘。金剐乘借用了印度性力崇拜的形式作为“成佛”的手段,实行男女双身修法。其后,密教把世俗化、大众化的金刚刚加以体系化,形成所谓的时轮教。这时,印度密教形成了它的全部形态。大约此时,印度密教经缅甸、西藏陆续传人云南。唐玄宗开元(公元—年)年间,天竺(今印度)高僧善无畏从西域到长安(今西安)传授密宗以胎藏界为主的密法;另一位天竺密教高僧金刚智经南海和广州到长安,其弟子不空也经陆路到长安。金刚智和不空师徒传授以金刚界为主的密法。上述三位密教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称“开元三大士”。近年来,台湾佛教界和学术界将公元8世纪由印度传人中原的佛教密宗称“华密”(意即华夏密宗)。
(二)滇密的主要神祗及其民族化倾向
1、大黑天神
2、阿嵯耶观音
3、主要神祗民族化倾向
(三)阿吒力教的演变与衰落
阿吒力教也与儒教相融合,进而二教合一。阿吒力密教传人云南之前,中国传统的儒教思想早就深入到云南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意识中了。宋以后,从土大夫到一殷百姓都很强调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特别是信奉阿吒力教的白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既久而深。儒家思想是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柱。所以,宋以后,佛儒二教互相渗透,佛教得儒教而广,儒教得佛教而深。二者互为消长、互为依存。阿吒力教徒除读《金刚经》以外,亦读儒书;设坛讲佛经,亦讲“三纲五常”,成为二教合一的僧侣。故而民间又把阿吒力僧称之为“儒僧”,“师僧”,表示密教阿吒力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阿吒力教:
阿吒力教传人南诏后,不仅与儒教相结合,还与汉地佛教既斗争又融合。阿吒力密教传人南诏不久,汉地佛教也从中原和蜀地两路传人南诏。作为云南佛教的一个重要派系,阿吒力密教现在已消亡,但它在云南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阿吒力密教遗留下来的大量丰富的历史文化仍需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阿吒力密教的历史文化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云南佛教与印度佛教、藏传佛教的渊源关系,对云南与印度的佛教、民族、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等学科的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