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去西藏参加一个采访活动，从南木林县返回拉萨的下午，去著名的八廓街转了一圈。由东向西走在回宾馆的宇拓路上，走着走着，感觉头脑猛然一闪，随即产生了错觉，似乎是由东向西走在县城的人民大街上。醒悟过来，这是在拉萨，却感觉自己恍恍惚惚的。回到宾馆，吸了一会儿氧气，仍然感到头脑不清醒，这种感觉直到离开西藏到了成都才消失。
精神恍惚可能是大脑缺氧造成的。我对当时产生的错觉，感觉非常奇妙，错觉的地方不是生活工作着的潍坊东风大街或胜利大街，我想，这大概源自我对人民大街的深刻记忆，像一幅清晰的画卷，萦绕在脑海里。
人民大街是高密县城的大街。高密是著名作家莫言家乡，现在叫市了。
（一）
在上个世纪八十代中期以前，人民大街是横贯高密县城中心的东西主干道，也可以说是县城唯一的大街，其他的街道，都称不上大街。大街西通高密机场，东边延伸到东南方的姚哥庄，姚哥庄是胶济线上的小车站。七十年代初，人民大街还是沙子路面，但路边有石头砌的路牙石。小时候常踩着路牙石走，看能走多远不掉下来。记不清什么时候铺的沥青路面了，那个年代称柏油路，但肯定是县城的第一条柏油路。
我们居住的县委二号宿舍院，位于人民大街北边，当时这里叫城里。从二号院出来，是一条东西向小街，好像叫城隍庙街，说好像是因为过去没有人说街名，也不知道拆毁的城隍庙在什么位置。城隍庙街东边通到县直机关幼儿园，西边到青年路。往西走十来步，是一条我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南北向的街巷，长约二百米。从街巷南行，整个路东是县委大院的西墙，走上五六十米，有个县委大院的西后门，进去是县委的伙房，去打饭都走这个门。路西的北面是城里的一些民居，我上学的西关学校的一位崔老师的家就在这儿。
网上照片：城隍庙街
崔老师教语文，没教过我们这一级学生课，带着我们搞过勤工俭学。最早参加的勤工俭学劳动，是把一种染衣服的化工染料靓青加热化开，分成小包装。靓青染出来的衣物深蓝色，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颜色。靓青一加热，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许多同学都是装一两袋，就跑出去透透气。我从小就心眼实，不知道出去透透气，结果，诱发了支气管炎。这病折腾了我很多年，一感冒就犯病，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才没有再犯过。
由于干活舍得下力气，放秋假时让崔老师“选”去校办工厂干活，干了一个假期，得到了口头表扬和一本笔记本的奖励。曾听崔老师说，调皮捣蛋经常挨批的学生，往往对老师有感情，毕业后知道去看看老师；经常受表扬的好学生，毕业后看望老师的极少。还举例子说对一位机场的女生很失望，这位女生很优秀，是他唯一没有批评过一次的学生，但毕业后见了他招呼都不打。
想想挺惭愧，虽然我不是好学生，离开高密后基本没去看望过老师。
继续往南走，街巷西的中间位置是县委四号宿舍院，好几个同学都住在这里，是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再往南是粮食局的东墙，后来粮食局建了宿舍，在街巷开了个东门。
走到街巷头，就到了人民大街了。
街巷正冲着的人民大街南面，有条胡同，胡同口比较宽，西边是一个什么单位的宿舍，大门朝东。进入胡同，很是狭窄，两个人对面走都要侧过身子。这条小胡同，会让我想起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场景：罗金宝领着嘎子在胡同穿行，到达游击队隐蔽的驻地。胡同中间有条东西向小街，那个年代高密城人人皆知的迟希（奇）宝和王天美就住在西边的路南。胡同南头通到一条东西街上，街南是条沟，常年无水，与城西的沟是相连的。沟北临街有个废旧物资回收站，小时候常往这里跑，卖个牙膏皮、旧书报和破铜烂铁，挣个零花钱。回收站也收购兽皮，墙上贴着如何捕捉狐狸的图示。从这里往东走，是永安路，医院在永安路路东。
回到人民大街。沿人民大街往西，路南是民居，路北是粮食局，粮食局西是教育局，教育局的传达室是个弧形的建筑，记得八十年代有一天晚上路过这里，传达室里一些人围着台黑白电视机看电视，播的是花样滑冰，站在外面透过玻璃窗看了半天。再往西，是城里小学。那时候县直机关的孩子都在西关学校上学，到四五年级的时候，城里小学合并到西关小学。城里小学内有很多灰砖老房子，我们最早参加勤工俭学分装靓青就是在城里小学南边的老房子里。城里小学教室都在四周，中间是片空地，用做操场，我们在这儿上过体育课，进行过军训，有一年为了什么庆祝活动，还在这儿学过打花棍。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两头各穿着两枚铜钱，肩碰脚踢，唰唰响。记不清是有事还是没学会被淘汰了，从我笨手笨脚的表现分析，应该是被淘汰了，反正最后没参加活动。
城里小学对面是条南北向小街，街口东是我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同班的女生单丽萍的家。单丽萍的母亲是西关学校的老师，不幸的是她和妹妹都患有先天性疾病，身体有残疾。单丽萍长得很瘦弱，给人弱不禁风的感觉，她又是极聪明的女生，学习成绩非常好，一直当班干部。印象中也从未见过她流露出自卑之感，与我们一样参加那时很经常的劳动。去年参加同学聚会，才听说单丽萍早过世了。不知道单丽萍是否经历过互联网时代，我在这里写她，是想让她不仅活在同学的怀念中，也在网络上也留下名字。
从城里小学往西五六十米，路南是我上学的西关学校。
西关学校坐南朝北，中间是甬道，最初，东边有两三排教室，教室中间有个排球场；西边有三四排教室。
在这个教室中间的排球场，我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玩闹中一头撞到排球网上，被球网猛然弹倒，后脑勺着地，眼冒金星，瞬时失去知觉，醒过来发现自己的双手还紧紧抓着球网。应该有点儿脑震荡吧，医院；五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上体育课打排球，脚套进固定球网的铁脚子的圆环中，一头栽倒，造成右小臂严重骨折。当时正准备拉练，因为骨折没去成，让我懊恼了很长时间。
学校后来往最南扩了一些，东边有跳远的沙坑，我们曾去柏城白杨山拉过沙。西边是操场，上初中的时候，全校大会，主要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大会，都在这儿开。学校向南扩的时候，挖出了上百个50两的马蹄形银锭，都叫它银元宝。上交之前，每个上课的老师拿了一个银锭，让学生都见识一下，看看摸摸，满足一下好奇心。有人换算了一下，一个银锭当时值一百五十多块钱，能买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让人咋舌：太值钱了！
大约是我们上五年级的时候，在学校临近人民大街的位置盖了两层的教学楼，我们初中两个班，是在教学楼一楼西侧教室度过两年学习生活的。
西关学校的对面有个小百货店，卖日用百货也卖文具用品，是我们最常光顾的店铺，课间休息也会往这儿跑，作业本大都从这儿买，我的一本蓝塑料皮的《汉语成语小词典》是在这儿买的。
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看到宿舍院的伙伴也是同学原彬，时不时从口袋里拿出用纸包着的东西舔上几口，问他吃什么，他说是从那小百货店里拿的盐块，吃盐对头发好。我信了，家里的盐都是加工粉碎了的，便也去那个百货店“摸”了一小块盐块，不过舔了几次就扔了，实在是太咸了。
西关学校西是一条常年无水的沟，与前面说过的南面的沟是相连的，猜想应该是以前的护城河，或者说是护城沟壕。沟西是青年路，青年路西是西关居民集中居住地。
在西关学校上学期间，夏天上劳动课，一项内容是挖野菜交到生产队，用来沤绿肥。在人民大街南的青年路上，每年都会有用我们挖的野菜培起的沤绿肥的土方。
过青年路不远，在路北有个面条加工组，用机器压制面条。县城来了卖“嘎拉”的，家里会用“嘎拉”做卤子，吃顿面条改善生活，“嘎拉”就是蛤蜊。现在饭店里手工制作面食代表品质高，手工水饺、手工面条价格贵，那个年代觉得机器压制面条不容易下烂，更好吃，可能与当时面粉的品质有关吧。用个盆盛上面，到加工组加工面条，经常要排队。加工费是按照加工出来面条的分量收取。
往西一直到一条南北路交叉口，是人民大街的西向终点，往西还有路，比人民大街窄，通到高密机场。南北向的道路从路口转向东北，通到火车站附近。好像是上六年级（初一）的时候，学校组织“象征跑”，每天下午上完课就跑，跑的是到北京的距离，象征着跑到北京。跑的路线是，人民大街与青年路和这条通往火车站附近的斜路组成的三角形，当然也叫圈。第一次跑是上劳动课结束后，生怕自己跑的圈少，距离落后，拚命跑，回家的时候，拄着上劳动课带的锨，才一步一步挪回去。开始班里有负责记录跑的圈数的，后来变成自己报圈数了，结果大家都很快跑到北京了。
（二）
回过头来往东走，县城中心在东边。
从连接我们宿舍院的那条不知名的街巷口往东，人民大街的路北是县委大院。通常都说县委大院，实际上县委、县革委（政府）都在这个大院。原先只有一个大门，八十年代初建了两座办公楼，县委、县政府各一座，大门也开了两个，但里面是连在一起的。
县委大门的对面，有个副食品公司第四门市部，七十年代初，母亲曾在这儿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了第二门市部。
差不多是县政府大门的对面，是一条南北路，现在叫永安路。从永安路往南走上三五十米，路西是粮管所，是非农业户口拿着粮本买粮食吃的地方。当时吃国家供应粮的干部家庭被称为“机关户”，住县委宿舍院的机关户通常把粮食关系分开，一部分放在伙房的集体户上，买饭票从伙房打饭吃，另一部分放在粮管所，拿着粮本从粮管所买面粉、大米等自己做着吃。再往南，路东是当时的医院，感冒咳嗽医院，都到这儿看医生。
写到医院，想起了一位这么多年不曾想起的小学同学，叫沙劲松，他姐姐和我姐姐也是同班同学。沙劲松的母亲在医院工作，医院的后院，后院是北院，因为医院的门诊楼是坐北朝南。北院里有几棵合欢树，坐在树下，我看了沙劲松的《半夜鸡叫》、《红军桥》连环画，是根据那个年代放映的仅有的两部动画片绘编的。大约是还没上初中，沙劲松父母调动工作，家搬走了，沙劲松也转学了，再没见过面。
还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个年代强调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很多民间治病的验方土方，医院门诊楼内的宣传栏上也有一些民间土方，其中治疗一种妇科病的土方是：儿童晨尿一泡，加红糖，调匀，趁热服下。这方子太奇特，就记住了。人的记忆就是这样，正经事记不住，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倒是记得很扎实。
医院对面，有个小理发店，理发的是两位需要戴着老花镜才能看清楚的老师傅，一胖一瘦，人民大街上的国营理发店人太多的时候，我也到这儿理发。
医院往南，通常称为南关。往南走不多远，有一条称不上河的水沟，沟上有桥。水沟两岸都是很有年头的民居，沟南，房子依岸而建；沟北，岸边是坑坑洼洼的狭窄道路，路边是一户户人家，很有市井味道。以后读到元代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诗中的“小桥流水人家”，让我联想到的地方就是这里。
人民大街县委大院东边，是县武装部大院。大院据说是单边郎的宅第，有几栋很有历史的老房子，坐北朝南正冲着大门的是座二层楼，很气派，可惜后来拆了，盖了座丑陋的三层楼。
单边郎是那个年代高密城土匪恶霸的代名词，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最有名的传说是与一位老汉比谁的山羊胡子硬的故事，单边郎输了，把老汉的胡子揪了下来。单边郎的传说很多，但却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单边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我年少时的印象中，单边郎的“郎”是豺狼的“狼”，是解放前的大地主。后来看到过有关单边郎的资料，单边郎实际上生活在明末清初，做过很多好事，还曾抗击清兵，后来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所杀。高密单姓很多，在努力以正史为依据，还历史名人单边郎清白。
武装部东是条胡同，胡同北头是县直机关幼儿园。姐姐和弟弟都在幼儿园待到上学，我没上过幼儿园，三岁半前寄养在幼儿园西边的一户人家，门前有棵老槐树。三岁半时全家随父亲调动工作去了柏城，没有幼儿园或是托儿所，寄养在一位五保户奶奶家。
胡同口东边是县城也是全县唯一的照像馆，叫曙光照像馆，无论照全家福还是拍毕业合影，都要到这里。后来县商业局在这个地方盖了座那个年代有点儿洋气的办公楼，曙光照像馆就迁到顺河路街口了。
“文革”时期，商业门店都是很直接的名字，比如前面说的“县副食品公司第二门市部”，也有的会加上“人民”二字，比如人民剧院，带着“曙光”名号的照相馆显得很特别，或许是因为“曙光”带有革命的内涵吧，“革命曙光”是那个年代的常用词。
我保存的自己的照片中，最早的一张是三岁半左右和姐姐在县委礼堂前的合影，再就是八岁那年在曙光照像馆照的一张像片。当时家还没搬回县城，姐姐和几个女孩子要去县城照像，我跟达着，走了十五里路，从柏城走到县城。那个时候照像，都是手拿红宝书放胸前，我照的时候也让我拿着红宝书，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觉得别扭，把红宝书放下了，站着，一只手插裤子口袋里，傻呵呵的，没有留下具有时代鲜明特征的照片。
宿舍院邻居家的儿子叫王建国，在照相馆工作，是高密的知名劳模、市县人大代表，八十年代初就当曙光照像馆的经理。从上高中起，我就经常跟着他到照相馆玩。照相馆用的设备是一种木质外框的大座机，拍摄照片时，需要用一块大黑布罩住整个机背，照相师傅钻进黑布内，从取景器中察看人物倒影，进行拍摄。跟着到暗室洗照片，在橙红色的灯光下，看着照片在显影液中慢慢显出影像，逐渐清晰，觉得非常神奇。后来还在大年初一跟着他骑着自行车下乡为农民照像，下乡用的相机小一些，用三脚架支撑。
因为这种经历，大学毕业回高密工作了一年，我从母亲手里要出了上交的工资存折，提出钱来买相机。当时母亲要求把工资的大头交给她，说给我存着，娶媳妇用。要存折买相机，耍了个小花招，没说花多少钱，母亲以为花个三四十，结果花了一百三四十元，这在当时是笔大钱，母亲发了通火。买的是天津产东方牌“”双镜头反光相机，还学会了自己冲洗照片。不过后来调动工作离开了高密，把玩相机放下了，一放放了二十多年。十年前因为玩博客又在数码时代玩起了相机，从小数码玩到了单反，从半幅玩到了全画幅，但总归是个玩，并不追求拍出什么好片子，自己开心就好。
县武装部对面也就是人民大街路南，有武装部宿舍，宿舍东边是我常去的地方——县图书馆。
印象中，图书馆是座带着洋味的建筑，二层楼，尖屋顶，一层的阅览室是从东西两面上去的石铺台阶，不知道曾经是什么建筑，现在想来像是教堂。
阅览室不大，摆着一些报纸和画报，可以随便翻看。除了《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还有朝鲜、越南等国家的中文版画报。印象最深的是朝鲜画报渲染的朝鲜人民的幸福生活，特别对朝鲜学生身着统一校服上学羡慕不已，我们还要穿补丁衣服呢。
上高中时办了借书证，去图书馆经常碰上前面说过的迟希宝在那里很专注地读书看报，知道了他是个文化人，内心里多了几分尊重。阅览室有本万年历供人们查阅，通过这本万年历，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阳历生日。因为母亲只记着我的农历生日，我填写各种表格也写农历生日。虽然那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阳历生日，但农历生日上了户籍登记，后来的身份证也没改过来，这样，我将少为革命事业工作一个半月的时间。
图书馆前竖着宣传栏，会抄录一些科普文章。东边靠近河边的地方有水泥墙阅报栏，除了报纸，还会挂上一些宣传海报，每次走过都会看上一会儿。
七十年代初，来了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县委在大院后院开挖地下防空指挥部，阅报栏挂上了防空袭知识图，其中有玻璃窗如何防止空袭震碎的图示，用纸条在玻璃窗上贴个“米”字形。我很认真地看了，却不怎么相信这个办法能防止玻璃破碎。
大概是年吧，在一处工地挖出了很粗大的动物化石，究竟是什么动物的化石，没人能说得清。最初，我是听住四号院的同学王伟说的，他是听他哥哥说的，他说，是龙骨，很神奇，手一接近骨头，“啪”的一下就被吸上去了！因为社会上有很多说法，夹杂着一些迷信，图书馆出面科普，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界上有恐龙呢？文章贴在宣传栏内，我看过好几遍，在这之前，恐龙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文章没有说清楚到底有没有恐龙，不过标题的边上画上了恐龙，画的是长脖子短身子的恐龙。过了一段时间，在图书馆阅览室展出恐龙化石，我去摸了摸，啥事没有。
诸城发掘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恐龙化石群，建起了恐龙国家地质公园。高密挖掘出恐龙化石应该比诸城早吧，以后没有动静了。
（三）
图书馆东是流经县城的一条河流，叫小康河，从南向北流过县城。高密县城的东西有东岭和西岭，地势高一些，县城就在两岭中间，地势最低处就是县城中心的小康河。
小康河不宽，二三十米，除了雨季能看到水满河道，其它时候只是涓涓细流。虽然河道中也有垃圾堆积，但河水是清的。河流穿过人民大街向北流，流到机关幼儿园东边，在县委一号宿舍院前转了个“之”字弯，向东流然后又转回北流。向东流的小弯上有座石条铺成的小桥，桥洞东边有水流冲刷出来的小水湾，也就三五平方米吧，水有一米深，夏天，常有男孩子光着屁股在这儿洗澡，我也去洗过。
人民大街的小康河上建有大桥，叫东风桥。东风桥有三四十米长，也不算宽，但在那个年代也觉得有几分雄伟。桥边有护栏，记不清是石头还是水泥的了，我曾经敢把着护栏踩着桥边，从桥外这头走到那头。桥面距河底不算高，也有两层楼高，开始胆子小，向里走上十几步就退回来，越走胆子越大，走得越远，最终“成功”地走到了头。后来听母亲说过，她有一次下班看到我走到了桥中间，想喊又怕吓着我，想去拉又不知道怎么拉，捂着嘴，浑身哆嗦着，看着我走到了桥头。
东风桥桥东一带，是县城的商业中心。
过了桥，路南是条沿河的街道，路西河岸没房子，路东有房子。这里逢五逢十是高密大集，集市向南向东延伸很远。沿河的集市主要卖蔬菜，年春节前，家刚从乡镇搬回县城，跟着母亲第一次去赶集，母亲花两毛钱买了三棵葱作炒菜的葱花，因为贵当时没啥得吃，挂到做饭那间屋的墙上，到了来年春天想起要吃了，已经完全干透不能吃了。
春节那几天，桥东南头是最热闹的地方，卖气球的、卖泥塑玩具的、卖欢喜钱的都在这里。泥塑玩具是后来称为“高密三绝”之一的聂家庄泥塑，色彩大红大绿，鲜艳醒目，春节时小孩子都会买上个玩。常买的有三种，叫虎、摇拉猴和叭哒孩。摇拉猴的造型是一大一小两个猴子，中间活动部分贴着薄羊皮，空心有一根弹簧支撑，一摇吱吱响。欢喜钱是用细线穿起来的大米做的，五颜六色的米线围成圆环，提在手里琅琅珰珰，很好看，也很喜庆。
距桥头五六十米的集市路东，有个很简陋的厕所，平时也没有人打扫，脏乱不堪。有一次在大桥那儿玩耍，跑过去小便，有个老男人蹲在墙边，抽出砖头，从缝隙往女厕所看，我一进去把老男人吓了一跳，看到我是个小孩子，便不在意，继续看。男女厕所只用单层砖墙隔着，年久失修，砖头都松动了。那年我十来岁，有点奇怪那人蹲在墙边抽砖头，却不明白他看什么，多年以后想起这事儿才醒悟过来。
现在这一带开发建了苏州街，在苏州街吃过饭，没在苏州街转过。
在桥头东面，也就是沿河大集的街口东，有一个两间房子的副食品小商店，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常到这儿给父亲打酒喝。
父亲下乡回来，感觉累了，晚饭喝点儿酒解解乏。当时一斤散装白酒五毛来钱，父母让去打酒，给钱不是给个正好，会多给点儿，比如五毛五一斤就给六毛钱，剩下的五分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落下了。我很愿意去打酒，拿着钱，再拿上装酒的葡萄糖瓶子，就连蹦带跳地去了。打酒一般是到这个桥头商店，因为它不同于母亲上班的国营副食品商店，一到下班时间就打烊关门，这个小店晚上开门到八九点钟。
打酒时常会碰上一个年约六十的干瘦老头，或是用个瓶子在店里喝酒，或是拿着装着酒的瓶子出门。从店里人的闲谈中得知，老人的弟弟在部队当师长之类的大官，每月给他寄生活费，他每天要喝一斤酒。乖乖，一个月喝接近二十块钱的酒，太有钱了！
那个年代，散装白酒几乎都是用地瓜干酿造的，可以拿地瓜干到酒厂换酒。商店里卖的散酒，都是到酒厂拉回原浆酒，再按比例兑上自来水，母亲在副食品商店工作，我见过。瓶装白酒，最便宜的也是用地瓜干酿造的，坊子白干最有名，也最受欢迎。中档酒是用高粱等酿造的，叫粮食酒，最热销的是景芝白干和兰陵大曲，好像一块七八一瓶，很紧俏，得走后门才能买到。家里过年时才会买上几瓶，招待客人。景阳春就算是高档酒了，瓷瓶造型很独特，商店里摆着，没见过什么人买，也没见什么人喝。直到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搭邻居家大叔单位的北京吉普到潍坊办事，中午跟着去地区第一招待所吃饭，才在饭桌上看到喝景阳春。
小店东面是第二招待所，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什么时候拆的就不知道了。
记不清是年还是年，在第二招待所的大门外东墙上，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大字报已经很少贴大街上了，都是贴单位内的墙上，或者是用席子扎起墙贴，这张在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我从那儿走，也好奇地看了看。大字报的内容是揭发一个企业的书记压制工人，还编了个“顺口溜”，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半夜三更到女工宿舍骚扰耍流氓，其中有几句是：半夜摸进女工房......这是谁的一双脚，白胖胖的的这么香。在那个年龄的认知中，脚不会香，觉得这么说太奇怪了，结果记住了这几句话。
桥东路北，是一排那个年代的红瓦商业房，比较宽敞，七八十米长，从桥头一直到人民大街上的十字路口。房子西边是国营理发店，东边是国营副食品公司第二门市部。
十岁那年家刚搬回县城，母亲领着我到国营理发店理发，一进门，我就被震住了：屋内四周是宽大的理发椅，椅子对着的白墙上，挂着宽大的镜子，镜子下是上着白油漆的工具桌，工具桌旁边是雪白的陶瓷面盆，理发员都穿着白大褂。在这儿理发一毛五，母亲通常会给两毛钱，能落下五分钱，所以小时候我希望头发长快点儿。
东边的国营副食品公司第二门市部，是当时县城最大的副食品商店，除了不卖鲜肉和鱼，烟酒糖茶、油盐酱醋、糕点、干鲜果品等都卖，母亲在这儿工作过多年，后来当过经理。不少食品都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的，也是在这里买来吃的，像香蕉、伊拉克枣、牛肉干等。
还有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就是商店前有个红色的消防栓，开始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问了大人才知道，非常好奇地盼着能看到怎么用，却没去想它派上场就是有火灾了。
八十年代初，这里进行了翻盖，盖起了三层楼，改名叫东风商店，成为综合商场，母亲是从这里离休的。
（四）
副食品第二门市部紧靠人民大街与顺河路的十字路口，在西北角，对面东北角是国营饭店，斜对面东南角是七十年代中期盖的五交化大楼，对面西南角在七十年代有个公共厕所。
从十字路口往南走，七十年代初，路东有个国营饭店。好像是家要搬回县城的那一年，跟着母亲从公社到县城办事，中午到这个饭店吃饭。饭店三间房子，南边两间摆着饭桌、凳子，北边那一间的中间开着个窗口卖饭。那天是个大集，饭桌坐满了人，窗口挤满了人。好不容易等到一张饭桌，母亲让我坐那儿占着，她去买饭，买的不是我想吃的炉包，我便嚷着吃炉包，母亲只好又去买。炉包是高密的传统特色面食。母亲买回炉包，放到桌上，突然叫了一声：坏了！原来母亲的钱包被偷了，看着还挤在窗口的人群，毫无办法。这件事儿还有后续，有点离奇。家搬到二号宿舍院后，有一天，有个小伙伴在院西边杂草丛生的砖头瓦片中，拾到一个钱包，打开一看，有一张母亲的照片，便交给了我，拿给母亲一看，正是在饭店被偷的钱包。
饭店南是人民剧院，是县城文艺活动的中心，更是盛载着童年快乐的地方。
七十年代初，县城除了人民剧院，还有个电影院，位于现在的镇府街中段的一条斜路上，这条斜路是后来到高密一中上学的必走之路。电影院修建年代应当比剧院早，也比较简陋，座位是木头条的。电影院距离住的地方比较远，到这儿看电影比较少。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在斜路路口南建了新电影院。
还是说剧院。剧院坐东朝西，南北两面有院。剧院有宽大的舞台，重重幕布，舞台上方悬挂着一排灯光。木制座席宽大，与老电影院相比，称得上“高大上”。
县里的文艺演出主要在剧院，戏剧没有别的，就是革命现代京剧，也称“样板戏”。除了县京剧团排演的剧目，也有外地的剧团来演出。偶尔会有外地的杂技团演出，争相买票，杂技魔术是那个年代除了“样板戏”以外能够登上舞台的少量娱乐性的演出。演戏的时候少，不演戏的时候多，不演戏就放映电影。
那个时候，学习没有负担，晚上没事儿可干，一吃过晚饭，有票没票都想往剧院跑。对样板戏不太感兴趣，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就那么不多的几部能够放映的电影，翻来覆去地看，看得台词随口就能说出来。大概是年的春节前，修胶济铁路复线的铁路三局包场慰问放映电影，放的是重拍的《渡江侦察记》，连映十天，慰问放映是送票，票不紧张，这十天我去看了八九场，往往是电影一开演，就在座位上睡着了，电影结束，被翻座位的哗啦声惊醒，揉揉眼睛，回家。
当时买票看场电影要八分钱，买支冰糕才三分钱，常常舍不得花钱买票，想办法混进去。最早可以让别人带进去。大人带着小孩看戏看电影，小孩可以不买票，但多大多高的小孩可以不买票，似乎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凭把门验票的放不放进去。我们就两个小伙伴拿着一张票进门，有时候能进去，有时侯进不去。后来，就找些作废的门票，蒙混进去，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把门验票的有位蒋大叔，和父母都熟悉，有时候拿着废门票想混进去，蒋大叔接过门票一看，把票撕碎，说：进去吧，后面站着！就嬉皮笑脸地进去了。到了上初中的时候，有点儿羞耻感了，没票就不再往剧院跑了。
最后一次去剧院看电影，是年回高密举办婚礼的时候，领着阿慧同志走街穿巷，看看我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转到剧院，进去看了一场电影，看的好像是《少林寺》。
七十年代，顺河路到剧院前再往南就没路了，东西两侧有路。东边是剧院的南院，往南是条胡同，通到立新街。进入胡同，距胡同口不远，又有条往东的胡同，县剧团就在胡同里，紧靠剧院南院。县剧团最初是茂腔剧团，“文革”期间改为京剧团，八十年代初，又改回茂腔剧团。
县剧团是俊男靓女最集中的地方，很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