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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上午11时、下午4时，打着一个“阳光午托园”的牌子，戴着工作证，54岁的中国西南某市小学退休教师陈阿姨都会准时来到一所小学门口，等待即将放学的学生。和她一样打着各种培训机构牌子的人也同时赶到。为了让学生能尽快找到自己，陈阿姨踮起脚，把牌子举得高高的。放学了，学生们从校门鱼贯而出。他们中的大部分分散到各个牌子下，排成队，前往附近的居民楼里。

就这样，放学的学生从学校门口被陈阿姨们带往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室里，做作业、上课，然后再回到学校，或等待下班的父母。很多人似乎忘记了，孩子们也需要休息。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不过，各种午托园、培训班依然火爆。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今年8月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就当前校外培训发展中面临的难点、痛点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那么，课外培训为何能够吸引家长和学生？相关监管难在哪儿？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培训机构，任性而低调

案例一

陈阿姨的工作时间，是学生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的3小时，主要负责学生的课业辅导、二年级数学课。每月工资为元;如果这个月有学生流失，陈阿姨就要被扣元。她的领导是一个“90后”。领导要求，在“不出事”的前提下，让家长感到孩子有进步。陈阿姨说：“教什么我自己定。常用的方法是让学生多做作业，这样最安全;有时间再教点新知识，家长们就更满意了。”那么，学生们怎么休息？“不能休息，一放松学生们就打闹了。”

陈阿姨工作的午托园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由于离小学近，5层高的居民楼，一二层基本为午托、学前班接送、补课等培训机构占据。她所在的午托园有80平方米，4个房间里摆满了课桌，目前有多个孩子，每人每月交费元。午托园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着：“由工作30多年退休教师和大专院校老师亲自管理。”陈阿姨称，其实除了她，同事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并没有教师资格证或相关学科的培训经历。

案例二

每到周六上午，石先生都会带着上5年级的女儿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上课。这家机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旁的一座大楼里，开设的课程名为“剑桥少儿英语学习系统”，分一、二、三级。石先生的女儿正在学习一级课程。记者旁听的一节课上，课程主要时间被用于孩子们的英语口语对话，讨论“国庆假期过得如何”“什么是讨厌的事”等话题，然后听写单词、教授简单的从句。

据该机构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使用的是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设计的教材，学生可以考级。授课教师都有留学经历。学费根据上课时间长短和教师而定，每学期元到一万多元不等。

这家机构隔壁是另一家大型连锁培训机构。接待室墙上挂着老师的照片和简历，名校毕业、中高级职称、多年教师从业经历是用得最多的词。一旁贴着“不得拍照”“不得录像”“不得录音”等警示标志。记者以家长身份进行咨询，工作人员首先问“孩子带来没有”，记者表示“没有”，工作人员随即表示，“先让孩子试听一节课”，对费用、教师等问题并不多谈。不过，这家机构的宣传册清楚地标明了从小学到初中语数外等科目的上课时间、任课教师、学费。收费最高的E概念英语分6阶，每阶元/15次，每次课时3小时。

在该楼其他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对陌生家长的询问表现得更为谨慎和低调。在一家机构，当发现记者在向其他家长打听教学质量好坏时，一名工作人员立即以记者不是学生家长为由，要求记者离开。

这是中国西部和东部地区很寻常的两个个案。而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一个共同的现象是，随着课外培训机构逐渐增多，中小学生正在成为课外培训的主要对象。

相关统计显示，年，中国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6.7%。北京市教育科学院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六成左右的中小学生参加教育补习，处在升学阶段的学生参加语文、数学、英语补习的占多数。据陈阿姨估计，她所在城市里至少80%的小学生报了午托园，有的周末还要上辅导班。

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越来越多，让培训机构、托管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和新的创业门路。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超过亿元。

“从当前情况看，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组成了中国学生完整的受教育过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薛二勇对记者表示，当前校外培训已囊括基础教育的大部分环节，甚至延伸到学前教育。培训内容也变得多样化，一半左右比例为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学科，另一半为舞蹈、体育等兴趣、特长培训。此外，越贫穷的地区，学科性培训比例越高;越发达的地区，满足特长、个性的培训越普遍。

老师家长，在矛盾中选择

现实

石先生给女儿报了英语和数学两个辅导班，一学期需花费2万元。石先生表示，这笔支出并不小，但作为家长，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