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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济贫法
（一）圈地运动以后英国偷盗者、流氓人、乞讨者增多，社会不安因素急剧增加。年英王室通过一个新法案，即《伊丽莎白济贫法》。作为英国第一个重要的济贫法，它不仅是这一法律制度的发端，而且为这一法律制度的发展确定了基本原则，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障法。根据《伊丽莎白济贫法》，治安法官有权以教区为单位管理济贫事宜、征收济贫税以及核发济贫费。救济办法因人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的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作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这一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让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儿、无人赡养的老人和身体残疾的人）得到救济或赡养，给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让他们能够以此谋生，此后英国政府又在这部法律规定的原则基础上颁布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年斯图亚特王朝通过《住所法》，这部法律规定贫民须在其所在的教区居住一定年限的可以获得救济，年又进一步规定受救济者必须进入济贫院。
（二）由于在执行中问题多多，年政府又作出相反规定，除了年老及丧失劳动力外的人必须集中起来接受救济，对有劳动能力的人仍采用把原料发给他们，让他们在家做工的办法进行救济。年对法战争开始后各地发生抢粮事件，于是伯克郡济贫官员于5年5月在斯皮纳姆兰村开会，决定向收入低于公认最低生活标准的工人提供补助，允许他们在家得到救济，即所谓“斯皮纳姆兰制”。此后这一制度在英国各郡广泛采用，成为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但是工业革命后英国大规模使用机器，家庭手工业趋于没落，造成大量无业流民。贫困化加剧使得政府用于贫民救济的财政支出数额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旧的济贫法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年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这是年以后最重要的济贫法，史称新济贫法。该法取消“斯皮纳姆兰制”的家内救济，改为受救济者必须是被收容在习艺所中从事苦役的贫民。但是所内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劳动极其繁重，贫民望而却步，被称之为劳动者的“巴士底狱”。
（三）有人这样描述济贫院的基本情况，在砖铺的地面上到处是贫困的妇女以及满脸脏物和到处乱爬的孩子，老年妇女躺在床上气喘吁吁无法动弹，或围坐在火炉旁大声咳着，老年男子弓着背忙着活计来苟延残喘。政府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减少受救济的人口和济贫的支出，可以说这部新的法律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反而使他们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在管理上中央设置三人委员会，在地方各教区联合区组成济贫委员会,管理济贫事宜。7年中央的三人委员会改为济贫法部，年济贫事务改由地方政府部管理，但习艺所的惩治原则一直未变。20世纪以来济贫法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待到年的《国民保险法》和年的《国民救助法》通过后卫生部主管的社会保险已完全代替济贫，济贫法失去作用。苏格兰的济贫制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相似，但在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王国合并后由议会通过专门适用于苏格兰的法律，这里没有像英格兰和威尔士那样的教区联合区和济贫委员会的组织，而且在年以前没有救济有劳动力的失业者的法律。
爱尔兰大饥荒
（一）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是一场发生于5年至年间的饥荒。在这5年的时间内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锐减将近四分之一，这个数目除了饿死、病死者外也包括约一百万因饥荒而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晚疫病菌（致病疫霉菌）的卵菌造成马铃薯腐烂而失收，马铃薯是当时的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源，这次灾害加上许多社会与经济因素使得广泛的失收严重地打击贫苦农民的生计。大饥荒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人口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把爱尔兰历史分为饥荒前、饥荒后两部分。在爱尔兰发生马铃薯饥荒时期大不列颠仍从美洲进口大量粮产，其中一部分甚至经过爱尔兰的港口转运，但饥饿的爱尔兰人却买不起这些粮食，英国政府提供的协助也十分稀少，最终造成高比例的爱尔兰人饿死。马铃薯是19世纪爱尔兰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农作物，而作为地主的英国人却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自然灾害以及政治压迫迫使人们揭竿而起，但最终失败。一百余万爱尔兰人死于饥荒的惨剧激起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在它的指引下爱尔兰自由邦于年建立。
（二）19世纪初走遍爱尔兰的游客们惊恐地发现这里居然如此贫困，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处于欧洲最底层，人们把这种落后状况时而归咎于宗教，时而归咎于动荡的政治形势、人口激增或缺乏敢作敢为的精神，而比较有同情心的人们则认为这是由地主们的专横暴虐以及英国政府的管理不力造成的。18世纪末爱尔兰岛已完全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爱尔兰人发动大规模的反英起义，英国当局进行残酷的镇压，并于年通过“英爱合并法案”，正式将爱尔兰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爱尔兰从此彻底丧失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合并以后新教被宣布为爱尔兰国教，而天主教徒则被剥夺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英爱之间的民族矛盾更加激烈，爱尔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断高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取消合并运动”、“芬尼亚党人”的武装起义、“青年爱尔兰运动”都一次次地动摇英国的统治基础。从某些方面来看爱尔兰是在英国干涉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由于缺乏远见同时也为了不阻碍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英国政府不再打算对这个国家进行必要的现代化变革，这种保守主义也同各自的特定利益和有偏见的对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5年关键的出口领域同一种发育不良的农作物——马铃薯——依存经济紧紧相连，而当真菌突然出现时国家便任由其摆布。5年的爱尔兰只依赖一种作物——马铃薯，多万农业工人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养家糊口，00万小耕种者主要都靠马铃薯维持生计，而有产阶级对马铃薯的消费也要比英国多得多，当歉收时当然也是那些农村的穷人们承担的风险最大。5年收到真菌灾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国家东部较为富庶的地区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从那里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还没等到收获就腐烂，家家户户一年的储备丧失殆尽。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依然笃信宗教，在那里人们试图使天主教和地质学、植物学或经济学等新兴科学统一起来，像马铃薯病这样的灾害反映《圣经》中的饥荒观，只能引起带有宗教色彩的歧视言论。大部分的英国舆论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镜去考虑问题，袭击爱尔兰的“灾害”是对奢侈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极端的言论是把爱尔兰人正在遭受的灾难同他们的宗教“错误”联系到一起。对许多人而言教训很明显，为了食用更富有营养的以谷物为主的食品，应当结束这种对马铃薯的反常依赖。
（四）6年夏马铃薯的匮乏超过最悲观的预测，00万人到万人因现代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收成被摧毁而遭受死亡的威胁，只有英国具备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灾难，对这些资源的正确使用却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诚意。7年夏天人们收获到无病害的马铃薯，许多观察家总结道饥荒结束了，爱尔兰应该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但是由于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怜。实际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季节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饥饿和疾病依然肆虐。8年霜霉病的再次袭击彻底抹杀人们的幻想，更为残酷的是霜霉病集中发生在那些已经没有能力经受第四次饥荒的地区，如果说那些不很贫困的地区的状况有了少许改善，西部和南部却经历一次与7年这一“黑暗之年”同样深重的灾难。9年和年疾病再度来袭，使得一些地区奄奄一息。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该商品需求量减少，这是绝大多数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5年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出现一件奇怪的事，马铃薯价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续增加。
（五）英国经济学家吉芬观察到了这种与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就被经济学界称为“吉芬之谜”，而具有这种特点的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在经济学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该商品需求量减少。吉芬商品是一种商品，当价格在一定幅度内上升时需求量本应下降，却反而增加。爱尔兰5年饥荒使得大量的家庭因此陷入贫困，马铃薯这样的仅能维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档品，无疑会在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一个较大比重，马铃薯价格的上升更会导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更穷的人们为了生存下来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低档商品的购买而放弃正常商品，相比起马铃薯这种低档商品来说已经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替代品，这样发生在马铃薯需求上的收入效应作用大于替代作用，从而造成马铃薯的需求量随着马铃薯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现象。一种商品只有同时具备“是低档品”和“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两个条件时才可以被称之为吉芬商品。造成饥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种称为致病疫霉的卵菌造成马铃薯晚疫病。马铃薯是当时的爱尔兰人的主要粮食来源，加上许多社会与经济因素使得广泛的歉收严重地打击贫苦农民的生计。
（六）灾荒对爱尔兰的社会、文化、人口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把爱尔兰历史分为饥荒前、后两部分。英国对爱尔兰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导致的贫困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大英帝国凭借对殖民地的扩张和掠夺实现自身的繁荣，爱尔兰作为大英帝国的第一块海外殖民地由于地缘政治关系而首当其冲，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完全为英国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数大地主居住于英格兰，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这使得爱尔兰大多数农业收入输出国外。同时爱尔兰土地兼并的严重问题使得爱尔兰农民大多数成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而由于佃农们获得的土地面积极小，因此只有种植马铃薯才能养活家人。自从合并以后爱尔兰繁荣的工商业受到在更优越经济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且可以自由输入的英国工业品的打击，因此爱尔兰人民几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业方面毫无出路。再加上残酷的殖民掠夺使得农民极端贫困，爱尔兰半数以上的人们靠马铃薯维持生活，对单一农作物的过度依赖，底层农民长期被社会抛弃。这两方面问题日后将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爱尔兰大饥荒的全面爆发。英国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应缓慢。
（七）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英国无论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领世界潮流之先，是一个拥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陆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英国就是那个时代繁荣、发达和文明的象征，其国力居世界翘楚。甚至就在大饥荒四年前英国为打开z国的大门不惜费尽心机、劳师动众，从印度派军舰发动y片战争，而且此时英国正全力筹办人类历史上首届世博会。然而面对爱尔兰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却无动于衷，任灾情蔓延和爱尔兰人民抛尸遍野。甚至后来灾情危重，当第一艘运粮船达到爱尔兰时运送的救灾玉米却无法食用，即使无法食用的玉米，申请也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甚至英国政府对自发的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也横加阻拦。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饥荒期间即6年废除《谷物法》，破坏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权利，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它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反过来破坏爱尔兰的农业经济。
（八）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自《谷物法》废除后无视爱尔兰的饥荒，多半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大大减弱抵抗饥荒的能力，从而相当程度的加重饥荒的发展。在饥荒最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然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而且整个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这种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顾爱尔兰人民死活毫无人性的做法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祸。而年至年的饥荒中爱尔兰政府把港口封闭，全部粮食价格大降以自救。在大饥荒发生前移民就早已开始，但是从6年末开始移民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之后的10年间万人离开爱尔兰，其中有多万人是在饥荒期间移民的，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对这些男女老少而言与其说是自愿的移民不如说是逃难，他们的经历苦不堪言。大饥荒对现代爱尔兰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很多重要的社会变革都是在5年前发生的，但是饥荒的冲击培养现有的历史力量，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不同寻常的人口曲线，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以及人口散居各地，却保持着不变的联系，饥荒后的爱尔兰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一）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9年12月29日—年5月19日）是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以及-）。格莱斯顿是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偶像，始终被学者排名为最伟大的英国首相之一。9年12月29日格莱斯顿出生在利物浦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约翰·格莱斯顿在西印度群岛经营奴隶贸易，成为利物浦的大富商。约翰·格莱斯顿本是自由主义者，后来加入保守的托利党，6年受封为男爵。格莱斯顿幼时随从牧师学习，1岁入伊顿公学，17岁进牛津大学，年10月21岁时结束学业。在牛津大学里他利用学习之余参加牛津协会的各种讨论会，连续任该会主席和秘书等职，有第一雄辩家之称。在他参加的许多辩论会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是反对辉格党议会改革案的演讲，他对这个法案的原则作了三刻钟可怕的抨击，使听众大为震动。由于他对议会改革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得到托利党主要当权人之一纽卡斯尔公爵五世公爵的赏识。年12月他在纽卡斯尔公爵的支持下当选为纽瓦克的议员，18年1月参加选举改革以后的第一届议会，从此以后格莱斯顿开始他的长达61年之久的政治生涯。在父亲的熏陶下格莱斯顿早年曾经一度是一名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人，他反对议会改革，反对辉格党提出的给予犹太人以议会选举的选举权和大学向“非国教徒”开放等自由主义改革。赞同托利党关于逐步解放奴隶的决议，支持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谷物法，他在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中竭力维护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统治地位。
（二）0年站在反对党的立场，反对帕麦斯顿的发动侵h战争的外交政策。当时英国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内工业资产阶级的地位强盛起来，要求政府实行有利于他们的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在执政的托利党中出现一批以皮尔为首的温和托利党人，他们主张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统治的条件下重视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进行若干自由主义改革。5年他加入罗伯特·皮尔内阁，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和贸易大臣，支持皮尔政府在税收方面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他主要插手修改关税的准备工作，通过修改关税让种纳税商品出口税取消，原料和粮食的进口税降低。6年他和皮尔不顾本党大多数的反对，联合辉格党以57票对票取消谷物法。他这一行动赢得自由贸易派的赞扬，却触怒纽卡斯尔公爵，剥夺他在纽瓦克的议员资格。皮尔因宣布爱尔兰为戒严区遭到托利党的反对而辞职，格莱斯顿也随之退出政府。7年格莱斯顿当选为牛津大学的议员，但是没有参加罗素的辉格党内阁（6—）。他虽然表面上仍是一个托利党党员，在思想上却发生巨大的变化。年冬到年春他旅游意大利，探访两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监狱。在那里他看到炮弹国王费迪南多二世残酷迫害，8—9年民族解放斗争志士的野蛮行为，认为这一罪行违背正义与公道，是对欧洲文明的污辱。
（三）回国后发表《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两封信》，揭露和斥责那不勒斯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暴行，因而在国内博得好评，人们称他为“人民的威廉”。年德比伯爵和迪斯雷里托利党政府提出一个有利于大地主的财政预算方案引起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导致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格莱斯顿站在政府的反对派一边，把迪斯雷里的财政预算方案批驳得体无完肤，迪斯累里政府因之倒台。这一行动清楚地向资产阶级激进派表示，他与托利党的距离越来越远。年他决定加入由辉格党演变而来的自由党，任帕麦斯顿自由党政府的财政大臣，正式与托利党决裂。年进入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内阁，任财政大臣，年他同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脱党加入辉格党，在帕默斯顿内阁中任财政大臣，力主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自此到年期间除了几段很短的时间以外格莱斯顿一直任政府的财政大臣。这一时期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工厂”，资产阶级感觉自身势力稳固而选择自由主义治国方法，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政治上标榜自由主义统治。莱斯顿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竭力维护工业资本利益。
（四）在托利党反对派的重重阻力中他力排万难，为资产阶级制定自由贸易预算方案，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同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签订通商条约，使英国资产阶级能够以实力雄厚的工业成功地击败整个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者，夺取世界工业霸权，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深深地感到格莱斯顿是自己利益最强有力的表达者。年自由党两巨头之一的帕麦斯顿病死，另一领袖约翰·罗素伯爵声明退出政治舞台隐居，他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拥立该党的领袖。—年格莱斯顿第一次领导自由党组织政府，进行各项改革。针对英国的一切学校控制在教会手中和大部分学龄儿童得不到任何识字教育的情况，他在年实行国民教育改革，举办政府资助的非宗教的初等学校，为支持工业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年实行文官制度改革，建立一个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要节约开支的廉价政府，以利于把更多的资金用来发展经济。—年他又通过陆军改革，取消捐官、推行短期兵役制、创设监督地方自治机关活动的内政部等措施来加强军事官僚机器，使英国在建立欧洲大陆型的集权官僚制道路上迈出很重要的一步。格莱斯顿在首任内阁中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最后完成自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造，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五）这一时期正是他统治的黄金时代，为此英国政府被欧洲各国统治者奉为典范。为了拉拢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他在年颁布职工会合法化的法令，年实行不记名投票选举。但是年颁布禁止工人在罢工时设置纠察队的法令后很多罢工的领导者被捕，甚至有7个妇女因为看到罢工破坏者的时候用手指指了他们一下、喊了一声“啊”就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判处徒刑，这些事件大大损害格莱斯顿政府在工人中的声誉。文官制度改革以年6月4日英政府颁布的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为建立标志，文官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官吏的素质和办事效率，保证国有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十九世纪以前英国的官吏任用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和舞弊现象，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提出官吏任用改革的要求，经过艰难的争取后到5年初步开始改革。首先是在任用文官时采用在候选人中通过考试录用的办法，到年枢密院发表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命令规定除外交部和内务部及某些高级文官外大部分文官的录用均以公开考试和竞争来选拔，此后对这一制度经过不断修正补充，逐渐形成通过公开考试竞争的方法选拔文官的制度。
（六）通常以年6月4日英政府颁布的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制度的枢密令作为英国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它的形成和建立部分满足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国家机器适应和保护生产力发展的愿望，所以很快为资本主义各国所采用。加拿大和美国在英国的影响下分别于2年和年建立自己的文官制度，德国、法国、日本长期保留封建官僚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真正确立现代文官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文官制度的同时第三世界一些民族独立国家仿效或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制定本国的文官制度。文官的任用有两层含义，一是将非文官录用为文官，二是录用的同时或录用后授予其一定的职务。主要有4种形式，即选任制、考任制、委任制、聘任制，每个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往往采用1种或同时采用几种形式。权利方面主要有身份保障权和工资、退休金、抚恤金的领取权，义务方面主要有执行职务、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对国家忠实、遵守法令、保持“政治中立”等项义务。将各种职位制出职级规范，作为考试、任用、升迁、工资、考核及人事行政管理的依据。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美国的职务分类，二是英国的品位分类。前者以“事”为中心，后者以“人”为中心。定期对文官的考勤和工作成绩进行评定，成绩优秀者奖励，工作成绩不良者给予教育、训诫或调动工作、降低职务，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和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各国都规定文官享有工资、退休金、抚恤金的领取权。
（七）培训进修制度目的在于提高文官的素质和能力，各国都有专门人事机构，负责管理人事行政事宜，分为部外制、部内制和折衷制种类型。各国都设有统一管理文官的机构，文官只对法律或法定职权负责。各国法律明确规定文官的法定地位、权力、责任、义务，文官职务常任，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此外各国法律按一定的标准将所有文官职位进行统一划分和归类，并据此作出对特定职位的要求与待遇，这是对文官进行科学、统一管理的基础。现代西方文官制度要在法律规定的知识、专业、道德和才能的统一标准下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的任用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录用后进行培训，以确保文官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现代文官作为常任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忠于国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服务，因此各国文官制度几乎都规定要政治中立，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依法办事，廉洁奉公，遵守纪律，严守机密。不得经商和兼职，保持文官应有的形象等。可见文官制度体现资产阶级的“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起到较大的作用。年4月在巴尔干发生保加利亚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起义，土耳其政府使用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起义，遭到全欧洲民主人士的谴责，但是迪斯累里保守党政府却千方百计地掩盖其罪行。格莱斯顿认为这是他反对政府的好机会，便把自己打扮成弱小民族的热心保护人，利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或国会演说等一切机会指责土耳其统治者的暴行和迪斯累里的反动政策，因而获得巴尔干斯拉夫之友的声誉。
（八）年以后迪斯累里政府因为发动殖民战争而出现财政赤字，不得不提高所得税，失去资产阶级的支持，这又给格莱斯顿以可乘之机。年大选中他作为中罗狄安候选人旅游全国各地到处演说，反对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赢得人们的信任，被看作是英国民主主义的首领。大选将要来临的前夕他向选民提出“你赞助还是谴责迪斯累里的国外政策”这样一个蛊惑性的问题，使自由党在竞选中赢得不少选票。由于格莱斯顿把自己装扮成反对迪斯累里政府侵略政策的英雄，大选结果是自由党以压倒多数战胜保守党，他再度组织政府。格莱斯顿就职后全部继承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但他的外交本不擅长，不久就把形势搞的一团糟。年他结束英阿战争，宣布阿富汗为英国保护国。2年拒绝接受女王授予伯爵爵位，同年他出尔反尔发动英埃战争，派加尼特·约瑟夫·沃尔斯利率领英军强占埃及。4年他进行第三次议会改革，在南非进行英布战争，英国军队在马朱巴山被布尔人击溃之后他才不得不承认布尔人共和国的独立。年解救在喀土穆的查理·乔治·戈登将军失败使他遭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斥责，格莱斯顿对外侵略的失败被具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看作是英格兰的奇耻大辱，讥讽他是一个坐在马朱巴山和喀土穆侮辱下的怯懦的小英格兰人。格莱斯顿二任内阁已不象首次政府那样赫赫有功，他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伟大形象日益消失。
（九）年格莱斯顿第三次组阁时一直
